许建英：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何以兼顾治国与治边？

       中新社北京8月27日电 题：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何以兼顾治国与治边？——专访中国社科院中国边疆研究所研究员许建英

　　中新社记者 杨程晨 刘舒凌

　　“治国必治边”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提出的重要战略思想，这一思想是中共历史上首次阐明治国与治边的内在关系。特点鲜明的中国边疆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历史积累了丰富的边疆治理经验，奠定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础。新中国成立后，创新边疆治理理论和体系，提高了边疆治理能力，巩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并强化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中新社“东西问”栏目就此专访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研究员、新疆研究室主任许建英，从边疆治理角度厘清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意涵。

　　中新社记者：“治国必治边”是在中共十八大后提出来的，但这一执政思想在中国历史上的根源在哪里？

　　许建英：今天，中国最高领导人将边疆治理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意义提到非常高的位置。从现实意义的角度，边疆治理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一组非常重要的辩证关系：一方面要求内地和边疆都必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另一方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铸牢对于边疆治理具有促进作用。

　　历史上边疆地区与中原地区存在着民族、文化、生产与生活方式差异，有其显著特点，形成了不同的政治治理制度。历代中原王朝形成了丰富的治国思想，积累了丰富的边疆治理经验。例如，在中央王朝与边疆地区关系的认识上，藩属观、华夷之辨、华夷一家、天下观、大一统思想和中华民族意识等陆续形成。由此，朝贡制度、羁縻制度、屏卫制度、联姻制度、军府制度、行省制度等一系列制度应运而生，在不同时期的边疆治理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促进了内地各民族与边疆地区各民族广泛而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奠定内地与边疆地区的互动模式。长期以来，内地与边疆各族人民共同开拓，戮力进取，使中国统一多民族疆域得以最终底定。

　　中国建设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与欧洲走的是完全不同的道路，这是由中国的历史传统决定的，当代则是由社会主义性质决定的。中国自古就是多民族的统一国家，当代中国有55个少数民族，其中相当大一部分长期居住在边疆地区；中国现有5个省级民族自治区，其中4个都位于边疆地区，这也凸显边疆地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性。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中华民族实现从自在阶段到自觉阶段的重要途径，是边疆治理的新阶段。

　　中新社记者：新中国成立前，中国边疆地区一直是“乱世多、治世少”，您认为形成这种情况的根源是什么？

　　许建英：历史上的常态是中央政权强大时，边疆地区就稳定；中央政权衰弱时，边疆地区会纷争。因此，千百年来，边疆地区“乱世多、治世少，太平盛世更是罕见”。

　　虽然广大边疆民族地区和内地早已形成实际上的命运共同体，但是限于王朝国家的局限性，历代王朝对此认识不足，治理跟不上。例如将边疆地区视为拱卫内地的屏障；强调间接治理，忽视直接治理；重视边疆稳定，轻视边疆发展；注重对边疆地方政权关系维护，忽视政治一体化治理体系的建立；边防上重内陆边防，忽视海疆防务。

　　到了清末，受西方现代民族国家思潮的影响以及在抗击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中，中华民族的意识得到强化。民国时期，为应对列强蚕食和入侵，全国掀起救亡运动，特别是抗日战争使中华民族意识空前觉醒。田汉的《义勇军进行曲》发出“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激励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致抗日。学界也疾呼中华民族意识，例如历史学家顾颉刚强调团结边疆各族人民，“贯彻中华民族意识”，强调“中华民族只有一个”，这是团结建国的正途。

　　虽然帝国主义的入侵使我边疆治理受到冲击，但边疆地区体现出的中华民族凝聚力却空前强大。抗战时期的边疆地区作为战斗的前沿或国际大通道，与内地得以充分交流融合，中华民族浴火重生。

　　中国历史上边疆治理与民族建构并不同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是现代国家建构的要求，加强边疆治理不仅是中国历史发展的趋势，也是现代中国建设的需要。疆域和边疆都是以国家为前提的，离开了国家也就一切无从谈起。

　　中新社记者：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边疆地区是从什么时间开始有明显强化的？有哪些具有创新性的实践？

　　许建英：清末提出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这是建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早期探索，不过，当时中国对境内究竟有多少个民族并未进行过民族识别，对于民族学基本理论理解不够深刻。“五族共和”成为中华民国初期政治口号。提出“五族”是适应当时中国建立民族国家探索阶段的需要，也是中华民族概念的初步总结。

　　新中国成立后，边疆地区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上开展了一系列创新性的工作，主要体现有三个：

　　一是开展民族识别。20世纪50年代，中国全面开展民族识别，最终确定56个民族；彻底摸清国家的民族基本构成，实现了民族不分大小一律平等，从而真正建构起中华民族共同体基本结构。

　　二是创新边疆治理模式。新中国逐步建立起完善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成为边疆治理体系的创新，进一步深化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构建。1984年，国家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从法律上保障民族区域自治。

　　三是制定帮扶政策。为消除经济发展差距，中央制定了长期帮扶政策，除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和有关部委的支援外，还逐步实行内地对口支援边疆地区。

　　中新社记者：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给中国边疆治理带来了哪些影响？

　　许建英：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既是对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理论总结，也指明了当代中国治理的方向，对中国边疆治理具有重大指导意义。一方面从思想层面促进边疆地区、全国各民族更好地认识边疆和内地的关系；另一方面则是理论指导边疆治理实践。

　　例如，1999年中央决定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鼓励东部沿海地区加力支援西部发展。开展内地援疆亦是如此，到2010年，对口援疆省市达19个，可谓举国援疆。作为国家治理新疆的一项重要制度，长期对口援疆对加快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促进新疆与其他省市的交流都具有重要意义。

　　千方百计促进边疆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是新中国边疆治理的重要内容，也是与历史上边疆治理的重大区别所在，体现出新中国“要把各民族在经济、文化方面事实上的不平等状况逐步消除掉”的坚定决心。

　　中新社记者：对于改革开放以及经济建设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间的关系，您怎么看？

　　许建英：改革开放以来，边疆治理也出现诸多前所未有的新问题和新挑战，特别是进入新时代以来，国际上百年未遇之大变局及国际政治的剧烈变化，也对中国边疆地区治理带来新的冲击。例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边疆地区的计划经济模式被打破，如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治理边疆是个新问题；20世纪80年代以来，非传统安全问题对中国渗透加剧，广大的边疆首当其冲，尤其美国千方百计在中国边疆地区制造事端，企图打乱中国边疆治理进程。近4年多，美国出台涉疆、涉藏、涉港、涉台法案，为分裂势力张目；打着“航行自由”的幌子，其舰队不断在中国南海游弋。

　　在计划经济时代和相对封闭的环境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相对容易。在持续对外开放的大环境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能否铸牢，这是一次检验机会，也是新的考验。这不是单纯的学术讨论，关系到一个地区之内以及不同地区之间的交流问题，需要探讨适应新情况的理论及政策。

　　中新社记者：对于当前边疆地区面临的现实困难和复杂问题，您有何解决方案？

　　许建英：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与满足边疆地区各族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愿望相一致。要彻底改变数千年王朝中国历史遗留下来的“中心—边缘”的差序格局，不但要从政治上、观念上彻底革除，而且还要从经济社会发展上彻底解决，实现边疆与内地发展充分的一体化、同步化。

　　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正是沿着这个方向稳步推进，边疆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已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随着“一带一路”的提出，“六大经济走廊”均是以边疆地区为依托，中国开放格局发生结构性变化，边疆地区成为前沿地带。可以说，中国新时代边疆治理战略形成，边疆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核，中国新边疆观正在确立。中国边疆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将会发生历史性的深刻改变，中华民族共同体将会前所未有地加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必将成为现实。

　　在边疆文化交汇、意识形态竞争激烈的地区，必须加强边疆治理的政治保障、法制与教育建设，促进边疆地区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加强边疆地区民族团结、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以及坚决遏制与打击分裂主义。新时代国家治理的需要和国家深度开放的历史大势，使广大边疆地区进入人们视野，边疆地区注定成为国家发展和治理的聚焦点，稳边固边、兴边富边政策就是这种历史与现实、国家治理与发展逻辑的具体体现，彰显出其在新时代的重要意义。(完)

　　作者简介：

　　许建英，中国社科院中国边疆研究所新疆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社科院新疆智库办公室副主任。

　　主要研究新疆近现代史、新疆与周边国家关系史、新疆反分裂斗争史以及“一带一路”安全等。主要著作有《近代英国和中国新疆(1840-1911)》、《民国时期英国与中国新疆(1912-1949)》、《中国西藏的治理》、《“东突厥斯坦国”迷梦的幻灭》(合著)、《犍陀罗佛教艺术》(译著)、《中亚佛教艺术》(译著)等17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