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中国观|袁鹏：中国为什么不接受美国“从实力地位出发”的对话？

        中新社北京10月21日电 题：袁鹏：中国为什么不接受美国“从实力地位出发”的对话？

　　中新社记者 黄钰钦 张蔚然

　　一段时间以来，美国在与中国打交道中一再称“从实力地位出发”。美国政府官员为何总执念强调这一对话方式？中国为何旗帜鲜明表示反对？如何认识当前中美关系的问题和所处阶段？中国的“世界观”又将如何影响中美关系的当下以及未来？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袁鹏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就相关问题进行权威解读。

资料图：北京天安门前悬挂起中美两国国旗。 中新社记者 贾天勇 摄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从国际关系角度看，“从实力地位出发”进行对话并不是新生事物。为何本届美国政府频繁强调“从实力地位出发”与中国打交道？又该如何理解中方表达的坚决反对态度？

　　袁鹏：“从实力地位出发”处理国际关系，在美国有根深蒂固的传统。作为奉行现实主义的国家，美国自20世纪登顶世界头号大国以来，一向奉行“强权即真理”。最近，美国之所以从总统到国务卿再到多位高官，都在反复强调“从实力地位出发”，有两方面特殊原因。

　　一是要强调美国还是世界头号大国。美国认为中国现在之所以变得强势，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对国际格局的判断出现重大“偏差”，即认为“东升西降”。美国将其简单理解为“中升美降”，其实“东升西降”讲的是势头，并非讲绝对的力量对比。因此，美国不断强调“从实力地位出发”，就是希望对应中方的“东升西降论”，来证明世界还是由美国说了算。

　　二是反映出美国对自身实力地位深层次的担心。由于面临来自国内外的问题(国内问题甚至更甚)，美国对自身实力没有过去那么自信。把“从实力地位出发”天天挂在嘴上，以此掩饰内心的焦虑，反而凸显出对自身实力地位出现问题后的深层次担忧。

　　中国从来不认同“强权即真理”的逻辑，今天更是“不吃这一套”，中国始终强调不称霸，奉行王道，不讲霸道。这既是中华文明固有的传统，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历代领导集体奉行的基本外交准则。

　　从大变局的视野看，以中国为代表的非西方世界确实在经历群体性崛起和发展，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也确实是内外部都出现一些问题，甚至是很严重的体制性危机。“东升西降”讲的不是实力对比，更不是在讲“中国崛起美国衰落”，而是在讲一种势头，一种历史趋势，“东升西降”和“中升美衰”不一样。中方看的是百年甚至数百年来的一种大势，不是拘泥于某一个具体的事情。

　　在这种背景下，如果美国看不到历史大势，不通过深层次变革来加以因应，还是用绝对的实力来处理大国关系，就是逆历史潮流而动。中方不接受“从实力地位出发”的对话，是反击“强权即真理”的认知观念，不等于说要挑战甚至取代美国的地位，这一点中国领导人反复强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跟是否超越美国、是否取代美国成为世界霸权没有必然联系。一些美国战略界人士思维偏狭，从大国兴衰的传统套路，从“修昔底德陷阱”这样的人设框架来看待今日中国之崛起，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结果只能是“小人长戚戚”。

资料图：一处港口。中新社发 张政荣 摄

　　中新社记者：中美关系近年来急转直下。您如何评价当前中美关系所处阶段以及问题症结所在？

　　袁鹏：中美关系出现今天的局面，既同特朗普、蓬佩奥等政客蛮横任性、无视底线等极端做法有关，也是中美两国结构性矛盾发展变异使然，既有中美之间的特殊性，也符合大国崛起的一般规律。

　　首先，从根本原因上看，是两国实力对比、战略态势、战略基础、内外环境同步发生变化的结果。这一变化不是突如其来的，而是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虽然很难用一个点来明确界定，但是能明显看到变化曲线。

　　从远处看，2001年“9·11”事件使美国遭遇了安全危机，2008年次贷危机使美国遭遇了经济危机，2016年特朗普胜选被视为一场政治危机，目前的美国则还可能面临几十年未见之社会危机。过去20年，美国连续遭遇重大事件，可谓“祸不单行”，导致一直处于深层的危机应对状态；而这种应对往往不是自我完善自我革命式的，而是饮鸩止渴、互相指责、甩锅推责式的，导致危机越陷越深。

　　反观中国，从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心一意谋发展，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发展日新月异。但真正令美国担心的，其实不完全是中国经济实力或GDP增速这个维度，而是经济崛起背后的科技崛起、军事崛起和自身制度的发展。

　　尤其是，支撑中国崛起的奥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西方那一套。原来美国一些人预测中国持续崛起必须依靠实行西方制度，经济自由最终会走向“西式民主”，但中国恰恰通过自身制度的完善实现了大发展。这就让美国人彻底坐不住了，甚至“寝食难安”。

　　其次，从战略角度上看，过去20年中美两国在战略上同步发生变化。从“亚太再平衡”到“印太”，美国把战略重心移到中国家门口来应对中国，实行所谓全球战略收缩、亚太战略进攻。导致中美两强百年来首次在亚太地区“迎头相撞”“短兵相接”，既没有历史经验可循，也没有现实路径可走，因此往往以战略互疑的姿态打量着对方的一举一动，如何和平共处成为时代之问。

　　因此，如果中美双方实力对比发生深刻变化是根基，中美在亚太地区的战略互疑就是诱因，而根子则在美国全球战略的重大转向。

　　第三，中美两国失去了过去依靠的战略基础。作为社会制度、意识形态、文明文化、发展阶段截然不同的两个国家，中美过去有外在因素作为厚重的战略基础，支撑和维持着双方关系。冷战时期依靠苏联，冷战结束后依靠经贸，“9·11”事件后依靠反恐。

　　但现在靠什么呢？美国仓皇撤离阿富汗，宁可丢尽颜面，也要实现从反恐转向应对中国的战略转移，可见再指望反恐合作支撑中美关系只能是幻想。经贸领域原本互利共赢，但美国固执而错误地认为在对华合作中吃亏了，故而作出极力打压中国的政策选择。两国经贸关系本可以在新一轮升级换代过程中找到新的合作点，也可能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实现合作共赢，但美国采取的打压方式，使新型中美经贸关系的建构没有完成，导致本该继续成为中美关系压舱石的经贸关系出现松动。

　　中新社记者：有观点认为，美国对华态度正从“非理性的强硬”转变为“理性的强硬”。在美方不断以“竞争”定义两国关系的背景下，中方应如何应对？

　　袁鹏：过去40年，美国虽然把中国当作必须竞争的对手，但同时也把中国视为可以合作的伙伴。但现在美国过度渲染对手的一面，在错误的指导思想下，特朗普政府采取的是极限施压的方式，想毕其功于一役，企图制服中国，但实践证明其并没有得逞。

　　拜登政府上台之后，逐步认识到中美博弈是长期的过程(long game)，所以不求速胜，而将其看作一场持久战。拜登政府确立了以竞争为主轴的基调，甚至提出竞争、合作、对抗的所谓“三分法”。但细加分析可见，“三分法”的底色是竞争，立意是对抗，合作则是有限的有选择的，目的还是为竞争。这是错误定位之下采取的错误战略，不仅没能实现对特朗普错误对华政策的纠偏，而且错上加错。

　　中方始终认为，中美关系虽然有竞争的一面，但无论是时代的条件、中美内在的需求还是过去40多年发展的经验，都证明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合作，是中美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完全以竞争单向界定中美关系，显然是错误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在与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会晤时明确表示，中方反对以“竞争”来定义中美关系。尤其是在竞争基础上渲染对抗，中方是坚决不答应的。包括坎贝尔在内的部分美国战略界人士一度提出中美应学会“和平共处”，基辛格提出中美要“共同演进”，都是值得称道的建设性思维。中方早就倡议中美应共同构建超越大国兴衰历史宿命的“新型大国关系”，已经鲜明地表达了我们的立场。我们释放了善意和诚意，关键看美国人是不是有这个胸襟和视野了。

　　作为全球前两大经济体，中美应该共同着眼于世界性的问题。两国建交的伟大就在于当时能把彼此分歧放在一边，先谈事关全人类的重大问题。现在美国战略界一些人则过于盯住中美关系的细节挑毛病，过于纠缠于中国的内政问题找茬儿，不合时宜重新炒作意识形态问题，把双方矛盾放大，把真正该解决的全球性问题放一边，这不仅让中美关系倒退，也让世界陷入混乱。

　　中新社​​​​​​​记者：近期孟晚舟事件得以解决，中美高层在苏黎世举行会晤，是否意味着美国对华政策不再一味示强，局部出现缓和迹象？

　　袁鹏：近期两国元首再度通话，双方气候变化合作稳步推进，中美关系在紧绷状态下出现一丝缓和，孟晚舟女士时隔3年之后返回祖国，正是在这种气氛下实现的。凡此至少在中国人民心目中产生积极的良好的效果，为推动两国关系走向和平稳定奠定了基础。

　　与此同时，美方高层接连抛出一些新的提法，美国贸易代表戴琪明确表示反对“脱钩”，希望中美经贸“再挂钩”；国安助理沙利文提出“负责任的竞争”“管理竞争”等等，这与拜登总统在同习近平主席通话中表达的“两国没有理由由于竞争而陷入冲突”的总基调是一脉相承的。显示美方也在部分反思其所谓“三分法”的合理性，在认真思考中美如何防止对抗或冲突的问题。

　　但我们也看到，美国通过组建美英澳同盟(AUKUS)等危险手法制造区域紧张，对华遏制对抗一手丝毫没有松动。孟晚舟事件的解决，根本原因还在于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中国人民自始至终齐心协力、坚持斗争，是斗争换来的结果，而不意味着美国对华战略的重大变化。如果中美博弈是一场持久战或战略相持，那么阶段性的缓和或紧张会是一种常态。目前的缓和只是间歇式的、局部的，能否转化中美关系总体走向和平稳定，关键看双方尤其是美方能否准确把握机遇与挑战，能否把握大势和方向，能否克服国内政治的掣肘继续迎难而上。

　　基辛格有一句话，中美关系过去靠共同的敌人，现在靠共同的利益，今后只能靠共同的问题。确如斯言。中美现在需要以气候变化、疫情防控、经济复苏、地区安全等问题为切入点，逐渐扩大合作面，形成合作习惯，培养合作气氛，进而带动两国关系寻找新的合作基础。全世界很多问题都需要中美共同解决，这可能就是双方未来的基础。这个基础并不是一个大压舱石，而是由若干个小压舱石汇聚在一起。因此，两国必须有毅力、耐力、定力和勇气。

　　中新社​​​​​​​记者：在您看来，近年来一直倡导“平视世界”的中国自身在“世界观”上有何变化？这一变化将如何影响中美关系的当下及未来？

　　袁鹏：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国要坚持“正确的历史观、大局观和角色观”。

　　所谓历史观，是指中国看问题不从眼前看眼前，而是在历史长河里明确自身所处方位；所谓大局观，是指辩证全面系统整体看待问题，任何事情都应放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两个大局”中去看待，都应置于新发展格局和大安全格局这“两个格局”中去把握；所谓角色观，是指始终把自己摆进去。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百年变局最大的动力是中国复兴，从内外互动的视角来看待中国和世界，既不是眼里只有自己，也不是眼里只有外部。

　　中国的“世界观”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百年变局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就像横纵坐标，确定了世界的局势和中国的总体阶段。第二是“历史机遇论”，即无论跟自身比还是跟别人比，中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战略机遇期，甚至是一种更长时段的历史机遇期。第三是“发展风险论”，即越是处于战略机遇期的时候越要看到各种风险，现阶段恰恰是风险系数最高的阶段。

　　我们要秉持上述“新三观”“新三论”看待中美关系，胸怀大局，保持定力，坚定信心，同时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学会在平等互利中塑造引领，实现合作共赢。首先，中美博弈是一场持久战，既是大国兴衰现阶段的特殊表现，也是百年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现阶段的必然产物。中美博弈是走向全面对抗还是争取和平共处，考验我们的智慧。其次，也要把中美关系放在两个大局里看，中美关系是百年变局中的一部分，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的一环，并不是全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局是大局，中美关系是小局，小局要服从大局，而不是相反。第三，中国需要保持定力和增加信心，在中美战略相持中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对于外界的关注，中国需要保持平常心，既要善于以德报德，也要善于以直报怨，关键时刻还要敢于斗争。历史上的大国崛起往往是通过战争实现的，我们有决心有信心不以战争方式实现崛起，但斗争则是必不可少的。(完)

　　【受访者简介】

　　袁鹏，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中华美国学会副会长、外交部政策咨询委员会委员。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世界历史专业，获历史学博士学位。曾在美国大西洋理事会、布鲁金斯学会做访问学者。长期从事美国问题研究，研究领域包括美国外交、中美关系、亚太安全、中国外交等。代表性著作包括《四百年未有之变局：中国、美国与世界新秩序》，主编《总体国家安全观系列丛书》《美国思想库及其对华倾向》《中美亚太共处之道：中国·美国与第三方》《太平洋足够宽广——亚太格局与跨太秩序》等，在重要学术期刊及主要媒体发表相关文章百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