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 | 对谈！东西方文明古国如何续写丝路新友谊？

        中新社北京10月24日电 题：对谈 | 东西方文明古国如何续写丝路新友谊？

　　中新社记者 万淑艳

　　两千多年前，西汉和古罗马间的古丝绸之路，是东西方文明交流的最早窗口之一；700多年前，马可·波罗在中国旅居17年后，从他口中的“光明之城”福建泉州出发，沿着海上丝绸之路回到故乡威尼斯；如今，“一带一路”让中意绵延千年的友好交往焕发新活力。

　　当今全球形势复杂多变，东西方两大文明古国如何续写丝路新友谊？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意大利骑士勋章获得者罗红波，意大利知名汉学家、米兰国立大学孔子学院意方院长兰珊德(Allesandra Lavagnino)近日在中新社“东西问”专栏展开对谈，作出深度解读。

　　中新社记者：中国和意大利是东西方文明的代表。您认为两大文明古国有哪些共性？

　　罗红波：中意文明有很多共性。虽远隔千山万水，但两国从古代就已互生好感、互相欣赏，延续至今。两国虽都有朝代更迭、人口迁徙，但都未出现过大的历史断层，都注重历史文化传承。中国文化影响了大半个东方，意大利文化影响了大半个西方，都对世界文明做出杰出贡献。

　　中意文明有很多相似性。从秦汉、古罗马开始，两国都有完善的政治体制，都经历过漫长的农耕时期，农学都很发达，都很重视教育。中西医虽不同源，但共性是都尊重科学。意大利人重视家庭观念，这在西方国家里与中国最为接近。饮食也有很多相似之处。

　　兰珊德：古希腊和古罗马文明是西方文明的摇篮。罗马帝国有统一的法律、政体和便捷的交通系统。这与中国古代王朝没有什么不同，比如秦汉时期也有这种统一的体系。两大帝国分处欧亚大陆两端，当时并无直接交往，却产生奇妙的共鸣和相似的文明形态。

　　发展到现代，两国都继承了古代的文化基因，都有很强的文化基础和文化认同。

　　中新社记者：“文明因交流而精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在您看来，中国文化对意大利产生了哪些影响？意大利文化又对中国产生了哪些影响？

　　罗红波：各文明的交流是促进文明发展的重要因素。

　　汉武帝时期，以张骞为代表的使节开始探索西域，虽未抵达欧洲，但丝绸、瓷器、青铜器等传到欧洲。《汉书·西域传》中，罗马被尊称为大秦：“其人民皆长大平正，有类中国，故谓之大秦。”

　　西方学者拉赫认为，“文艺复兴时期画家追求真实地描绘自然，无疑受到东方的影响。”

　　意大利也积极探索东方。从13世纪开始，大批意大利商人、传教士来到中国，同时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

　　在往来于两国的古人身上，看到了中国渴望探索西方、西方渴望探索中国的共通性。中华世纪坛有影响中国历史发展的100位名人雕像，其中有两位外国人：马可·波罗和利玛窦，可窥探中意文明交流的广度与深度。

　　意大利作家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等对中国知识分子产生很大影响。改革开放后，大批中国学生赴意留学，意方为中国开设了留学生直通车项目“马可·波罗计划”和“图兰朵计划”。

　　兰珊德：两大文明古国通过古丝绸之路“一线牵”。意大利海边曾发掘出古代中国青铜器，它们通过海上丝路到达罗马。中国丝绸一度成为罗马贵族最受欢迎的奢侈品，古罗马人称中国为“丝国”(Seres)。13世纪中国丝绸纺织技术传入意大利，14世纪意大利丝绸纺织中心卢卡出产的丝绸图案有明显的中国元素。

　　科举制度在16世纪被传教士介绍到欧洲，英国多次派使节到中国考察，认为相比西方贵族世袭制，科举制体现了人人平等。西方国家在19世纪前后相继建立文官考试制度，一定程度上受科举制度的影响。

　　中新社记者：“西方中心主义”对中华文明存在诸多偏见与误判。在您看来，西方为何总是误读中国？应如何让世界更好地认识和了解中国？

　　罗红波：中国和西方欧美国家距离很远，历史、文化、习俗、价值观皆有不同，会相互吸引，也会产生偏见和误判。

　　近年来越来越多意大利人到中国旅游，他们到过中国后，就会逐渐理解中国。但这仍是少数，意大利人了解中国大多通过电视、报纸、互联网，很多信息歪曲和片面。应多做普通民众的工作，加强交流。

　　两国合作如何才能最大限度满足双方的利益，不损害另一方？这需要更深入细致的研究，和意大利人交朋友，建立互利互信关系，才能友好合作。

　　如何让世界更好地认识和了解中国？利玛窦是个很好的榜样。他到中国后编写的第一部中文著作是《交友论》。中国自古以来也强调“交友”，《论语》中就论述了交友之道。中国坚持“和平共处”原则，其实就是“广交朋友”，皆为同理。

　　在当今国际形势下，中西交往更应提倡“交友论”，以史为鉴，加强文明互鉴。

　　兰珊德：语言文化不同，彼此了解不够，很容易产生误会。所以要多了解彼此，这需要中间人加强沟通和解释工作。因此，要努力培养更多人了解对方的语言文化，他们会成为两国沟通的桥梁。国际形势正变得复杂和敏感，中西方更应加强沟通交流，增加民众接触的机会。

　　“中国威胁论”是近年来西方尤其美国的新提法。世界正面临很多新挑战，如气候变化。我们生活在同一个世界，各国应为了共同目标而奋斗，加强沟通，和平相处。

　　政治是片面的，文化不是片面的，我们应该从共通的文化根基出发，开展建设性对话，对话越来越重要。

　　中新社​​​​​​​记者：近年来，中意两国学习对方语言的人越来越多。民众对彼此文化的接受程度如何？面对语言、文化、习俗等的差异，您认为应如何更好地理解彼此？

　　罗红波：近年来两国民众相互了解有所增多。中国人对意大利美术、雕塑、音乐、足球、饮食较为熟悉。意大利的时尚服饰在中国很受欢迎。中国还从意大利进口了很多科技产品，如铁路信号技术、直升机、灯具等。中国高校的意大利语专业开设了跨文化交际课，除语言外，还要了解对方的礼仪和文化。中意书籍互译、电影、艺术的交流也在不断增多。

　　意大利人不仅喜欢中国丝绸、瓷器、茶叶，对中医也很感兴趣，有些人专门到中国学习中医、针灸。他们还通过中国电影和文学了解中国的乡土文化。

　　文明冲突如何才能变成交流融合？沟通很重要。形势越复杂，越要多沟通，才能相互理解、互学互鉴、增进共识。

　　兰珊德：我父亲是作曲家，1957年他到中国参与拍摄纪录片《长城》，回家时带了很多礼物：中国书籍、唱片、丝绸等，还讲了很多故事。从那时起，我就被这个神秘国度吸引。大学时我读了中文专业。1974年我被派往上海外国语学院任外教，之后一直从事和汉语及中国文化相关的工作。

　　我对古代中国很感兴趣，把《文心雕龙》翻译成意大利语。译本1995年出版后，在意大利文学界引起不小反响。

　　20世纪90年代，我又有机会在中国待了4年，那时我开始研究当代中国，特别是文学、诗歌、美术和电影。我还翻译了《灵山》《金锁记》《骆驼祥子》等书。我在中国结识了一些好朋友，如莫言、张艺谋、余华、罗红波教授等。

　　2009年米兰国立大学孔子学院成立后，我担任意方院长。近年来，两国学习对方语言的人逐渐增多，这是大好事，语言是文化交流的窗口。

　　米兰国立大学孔院的教材有很多，包括汉语、古代文化、电影、诗歌、音乐等主题，多角度介绍中国文化，让年轻人更了解中国。

　　我们还帮助意大利中小学开设中文课。最近几年，伦巴第大区就有50多所中小学开设了中文课，很多老师是米兰国立大学的毕业生。培养新一代的汉语老师，代代传承，是我重要的任务。

　　中新社记者：沿着古代友好交往的足迹，中意关系不断焕发勃勃生机。意大利是首个加入“一带一路”倡议的G7成员国。中意交流互鉴在当今有何新发展、新内涵？

　　罗红波：中意两国交往有深厚的基础，文化上的相互吸引为交流创造了便利条件。

　　意大利加入“一带一路”倡议符合其国家利益。意大利经受了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政府债务居高不下，意大利是出口加工型国家，希望与中国合作带来新的增长点。同样，中国也需要意大利。

　　古丝绸之路是不同文明沟通的桥梁，“一带一路”要把文明交流互鉴传承下去。

　　近年来，中意在影视、文学、艺术、体育、科技等领域的交流全面开花。新冠疫情以来两国交流也未停止，双方仍举办了很多文化活动，拉斐尔画展今年就在中国展出。

　　20世纪70年代，中国只有不到10所大学教意大利语，如今增加到20多所高校，有些中学也开设意大利语。两国继续扩大留学生的交流规模。

　　世界格局正在形成新平衡。意大利很重视中国，主张在中美之间保持立场平衡，不主张选边站。相信中意合作还会加强。

　　不同文明的交流和融合，才能达成全球治理和世界和平。在此过程中，中意交流互鉴会注入新内涵。

　　兰珊德：意大利一直很支持中国。两国要加深了解，现在仍缺乏了解，要学会欣赏对方的优点，共同迎接全球气候变化等挑战，只有携手应对才能成功。我们必须努力，为下一代建设共同的未来。

　　现在有很多中国学生到意大利留学，这是一个好趋势，希望可以巩固和发展这样的交流学习，双方找到共同的目标，实现共赢。

　　【受访者简介】

　　罗红波：女，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黑龙江外国语学院意大利问题研究所所长、教授，兼任中国欧洲学会意大利研究分会会长。研究方向为欧盟/意大利经济研究及中意经贸合作研究。1993年获意大利总统颁发的共和国骑士勋章；1998年获意大利外交部颁发的文化奖；2005年获意大利共和国爵士勋章。撰写和主编的学术著作有《中小企业王国——意大利》(1996)、《西欧公有企业》(1994)、《产业区直面经济全球化——中意比较研究》(2008)、《变化中的意大利》(2017)等20余部。

　　兰珊德(Allesandra Lavagnino)：女，意大利知名汉学家、米兰国立大学孔子学院院长，在米兰国立大学教授汉语和中国文化。曾于上世纪70年代到上海外国语学院任教，后于90年代在意大利驻华大使馆任新闻参赞，翻译出版了意大利语的中国文学巨著《文心雕龙》，以及《金锁记》《灵山》《骆驼祥子》等，撰写了众多关于当代中国文化的评论和文章。任汉学研究会理事，意大利中国研究会领导成员，以及《中国世界》和《文化》杂志编辑部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