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丨霍政欣：文物“国际主义”，能成为阻挡文物回归的“挡箭牌”吗？

        中新社北京11月25日电 题：霍政欣：文物“国际主义”，能成为阻挡文物回归的“挡箭牌”吗？

　　中新社记者 应妮

　　当天龙山石窟被盗佛首亮相2021年春节联欢晚会，一眼千年的美，令中国人无限感慨：这是近百年来第一件从日本回到祖国的天龙山石窟流失佛雕，也是2020年回归祖国的第100件流失文物。

2021年7月，山西省太原市，天龙山石窟“第8窟北壁主尊佛首”正式回归原属地，并在天龙山石窟博物馆开幕的“复兴路上·国宝归来”特展上长期陈列展出。它成为近百年来第一件从日本回归天龙山石窟的珍贵流失文物。中新社记者 韦亮 摄

　　包括被盗佛首在内，流失海外的文物每一次“落叶归根”，都在续写中华文脉。但无论是相关国家的国内法，抑或是现有国际规则，甚至是日渐抬头的文物“国际主义”理念，都令文物回归之路多了曲折和荆棘。

　　文物“国际主义”，能成为阻挡文物回归的“挡箭牌”吗？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教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70年公约观察员霍政欣日前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详解流失文物回归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近年来中国有不少文物成功回流的案例，这背后是否有可复制的经验？挽回流失的文化遗产对人们更深入认识中华文明有何意义？

　　霍政欣：作为民族集体记忆与社会价值的媒介，文物暗藏着各个民族的“心理构图”与“文化密码”。藉此，人们可以洞烛民族和文明的形成与变迁。各民族丰富灿烂的文物交相辉映更构成一幅色彩斑斓的文明拼图，观之，人们可以破译全人类波澜壮阔的发展史。

　　中国文物大规模流失海外是在近代积贫积弱的背景下，因战争劫掠、盗掘、走私等原因造成的。近年来，中国不断建立健全文物追索返还法律体系，参与文物追索返还国际治理体系，文物追索返还正义事业得到越来越多国际支持。成功追索文物的案例各具特点，共性在于均通过综合运用法律、外交、执法合作等手段，在文物现持有人或现所在国的配合或支持下，实现文物返还。

　　2019年从英国追回的68件文物和从意大利追回的796件套文物，分别花了25年和12年才得以实现，这期间见证了中国飞速发展期。“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如果没有中国自身壮大，很难想象这些文物能顺利回家。

2019年4月，由中国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物局联合主办的“归来——意大利返还中国流失文物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幕。据悉，此次796件中国文物艺术品的回归，是中国流失文物追索返还工作中历时最长的案例，也是近20年来最大规模的中国流失文物回归。中新社记者 张兴龙 摄

　　流失海外文物回到中国，使当代中国人能有机会进行近距离认识、鉴赏和研究，对促进人们更深入认识中华文明、体察中华文明的内涵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中新社记者：目前中国追索海外流失文物的困境在哪里，或者说最大困难是什么？

　　霍政欣：与中国流失海外的文物数量相比，成功追回的比重仍微乎其微。追索海外流失文物的最大困难在于现行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制度规则存在重大障碍。

　　二战结束后，国际社会为保护文物、促进流失文物返还陆续制定了一些国际公约，主要包括：《关于发生武装冲突时保护文化财产的公约》(简称“1954年海牙公约”)及其议定书、《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简称“1970年公约”)与《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关于被盗或者非法出口文物的公约》(简称“1995年公约”)等。

　　利用既有国际公约追索文物主要面临条约无溯及力、约束力有限等难题。以章公祖师肉身坐佛追索案为例，现有证据表明该案所涉佛像于1995年自中国香港地区入境荷兰，而荷兰直到2009年才批准“1970年公约”，依据国际法上“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及《维也纳条约法公约》关于“条约不溯及既往”的规定，该公约因而不能溯及既往适用于1995年左右入境荷兰的文物。

　　事实上，正是由于认定没有可直接适用的国际公约，荷兰藏家的态度才日趋强硬，不断漫天要价，甚至在被诉至法院后依然顽固。跨国文物追索之难，由此可见一斑。

“章公祖师”肉身坐佛像在福建省大田县吴山乡阳春村和东埔村共有的“普照堂”里，已被供奉了上千年，1995年12月15日发现被盗。2015年3月，该佛像在匈牙利展出时引爆舆论。多次协商无果后，福建村民将荷兰收藏家范奥维利姆告上法庭，在中国和荷兰提起平行诉讼，但追索路上仍困难重重。图为曾经供奉“章公祖师”肉身坐佛像的“普照堂”。中新社​​​​​​​记者 张斌 摄

　　中新社​​​​​​​记者：您曾经说过，追索海外文物绝不能再让“亲者痛”，对于非法流失出境的文物，中国机构和个人应该拒绝参加商业拍卖。可否详述为何应拒绝参加商业拍卖？

　　霍政欣：目前中国的立场是鼓励捐赠，但不支持通过参加商业拍卖的方式回购流失文物，尤其明确反对、禁止国有机构参与商业拍卖。理由是中国机构和个人近年来的积极参与，导致中国文物在国际文物拍卖市场的价格狂飙。

　　比如，在圆明园兽首拍卖事件中，少数文物投机商与国际拍卖机构在迅速推高拍卖价格的过程中赚取巨额利润，吃亏的到头来还是中国人自己。

2019年11月，圆明园马首铜像捐赠仪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行。2019年11月，何鸿燊先生决定将马首铜像正式捐赠中国国家文物局，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和澳门回归20周年献礼。马首今后将回归原属地，由北京市圆明园管理处收藏。捐赠仪式后，马首铜像(右三)与其他六尊兽首铜像聚首京城，在国博“回归之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流失文物回归成果展”上共同向观众展出。中新社记者 张兴龙 摄

　　中国机构或个人参与流失文物拍卖还会产生其他消极后果。拍卖价飙升会助长文物盗掘与走私之风，进一步加重文物流失；国有机构参与拍卖，会令人产生中国政府已对非法流失文物现状的合法性予以认可的印象，非常不利于今后通过法律途径追索。

　　中新社​​​​​​​记者：流失海外的很多文物分布在世界各大博物馆里。文物的“国际主义”是当前西方文物国拒绝返还流失文物所共同持有的理念。您如何看待文物的“国际主义”和“民族主义”之争？

　　霍政欣：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文物流出国积极向西方文物市场国追索流失文物，尤其是国宝级文物。文物市场国尤其是欧美主要文物市场国则以所谓文物“国际主义”为理由，抵抗文物流出国追索要求。

　　西方多家著名博物馆联手发布的《环球博物馆价值宣言》即为典型例证。《宣言》提出，文物因而构成人类的共同财富而不能由某个国家或民族独享；由环球博物馆继续持有、展览、收藏这些文化财产符合各国人民的利益。国际法学界与主要国际组织均对《宣言》提出批评，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文物流出国更明确表示反对。

　　首先，所谓“环球博物馆”并不是真正国际性或全球性的，因为其不是以全球性方式来运作管理，并对全球负责。有学者指出，博物馆的“环球主义”(universalism)是虚伪的，无异于披着国际主义的遮羞布。

　　第二，早期被劫掠的文物虽是在与当代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被欧美博物馆获得，但不能证明其合法性。对历史上劫掠、破坏文物的行为予以漠视甚至合法化，必然会对文化财产跨国非法贸易起到推波助澜作用。

　　第三，随着绝大多数文物流出国社会、经济、文化与技术水平不断提高，这些文物如能被返还给其原属国，不仅不会受到破坏，还会增进公众对其所载负的文明与历史的了解和对其本身的鉴赏。

2019年9月，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物局主办的“回归之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流失文物回归成果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幕。中国国家文物局系统梳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300余批次、15万余件回归文物情况，精心遴选25个具有代表性的文物回归案例，统筹调集全国12个省市、18家文博单位的600余件文物参展，这是中国首次对流失文物回归工作进行全景式展现。图为观众参观从美国追索的王处直墓浮雕石刻。中新社记者 杜洋 摄

　　总之，所谓文物“国际主义”无法掩盖文化财产与生俱来的民族性，亦无法为世界上的一些大博物馆拒绝返还被劫掠的文化财产提供正当依据。

　　中新社记者：未来，中国在追索海外流失文物方面如何继续贡献中国智慧？

　　霍政欣：中国是文明古国，也是世界上文物流失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追索流失文物事关中国的国家利益与民族情感。随着中国文物与艺术品市场的繁荣，近年来中国已兼具文物市场大国与文物资源大国的身份，未来应更积极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参与文物追索返还领域国际法规则的修改和完善，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挥更大协调作用，促进本领域国际法秩序向着更有利于文物返还的方向发展。

2017年11月，中国被盗(丢失)文物信息发布平台在西安正式发布，该平台将为打击防范文物犯罪和规范文物市场管理等提供信息支撑，为加强国际联合执法和追索中国海外流失文物工作提供法律依据，为民众参与文物保护工作提供多元渠道。中新社记者 阿琳娜 摄

　　鉴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大多为历史悠久、文物资源丰富的国家，与中国共同面临流失文物追索的繁重任务，中国可以联合有文物追索需求的沿线国，尝试合作建立文物返还领域的政府间论坛、会议或国际组织，主导制定更加公平正义的国际规则，改变文物流出国追索文物各自为战的状态，改变该领域国际规则长期由西方文物市场国把控的局面。(完)

　　【受访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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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霍政欣，中国政法大学钱端升讲座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兼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70年公约观察员、国际比较法学会联席会员、中国博物馆协会法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职。

　　霍政欣教授对跨国文物追索有深入研究，在本领域出版了多部学术专著，发表了数十篇中英文论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国家文物局等科研项目数十项。2014年承担《关于保护和返还非法出境的被盗掘文化财产的敦煌宣言》的起草工作，产生了广泛的国际影响。霍政欣教授还参与1970年公约的改革谈判和多件重要流失文物的追索工作，在本领域有丰富的实践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