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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问|意大利学者法比奥·帕兰迪:中国与西方的发展模式有何不同?

来源: 意大利侨网  日期:2022-02-23 09:3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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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新社北京2月22日电 题:中国与西方的发展模式有何不同?

        作者:法比奥·马西莫·帕兰迪【意大利洛伦佐·德·美第奇国际学院副教授、(中国)外交学院外籍副教授】


        中国的发展在人类历史上是空前的。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之际,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成功摆脱普遍贫困状态,甚至战胜了绝对贫困。当前,中国已成为国际舞台上的关键参与者,其发展模式(包括政治、经济和组织模式)也被越来越多地研究和学习。

        中国发展模式的独特性

        中国外交传统中的一个关键词是“共存”,即拒绝政治实体之间的对抗,持续倡导反对国际竞争、冲突的理念和做法。在不到70年时间里,新中国跃升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经济社会发展速度举世瞩目,但也被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国家联盟体系视为威胁(至少自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当代中国的发展经验令人惊叹,不仅在于发展速度,更在于其文明的长盛不衰。


中国开放发展的前沿——厦门,见证了中国的发展速度。中新社记者 王东明 摄

        中国发展与西方强国的崛起有着巨大差异。中国的和平发展不损害第三国利益,从未发动战争或剥削人民。换句话说,“中国奇迹”并非从天而降,也未有过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做法。恰恰相反,这一伟大变革是通过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实践得以实现。

        我近期出版的意大利文新书《中国之路——对于共同未来的挑战》(有简短的中文和英文版),试图分析与西方模式相比,中国模式在国家和国际层面的独特性。

        中华文明虽已高度现代化,并能够学习和借鉴西方文明发展过程中的先进文化,但不同的是,中国有着独特而悠久的历史。历史、哲学和实践的连续性普遍存在于当代中国政治,以儒家传统为中心,并在历史上与道教和佛教相融合。正如英国学者马丁·雅克所言,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不同,中国的政治制度并未被西方化。了解真实的中国,是建立良性、和平、有远见的合作关系的最低要求。

        相互了解、相互尊重应成为全球治理的前提条件。在中国的愿景里,全球治理应促进和平关系,这需要持续的承诺、讨论和对话。

        如何理解中国的和平发展?

        中国实现和平发展的主因有三个方面。

        首先,和平始终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费正清和乔万尼·阿里吉(Giovanni Arrighi)均强调,中国在14至19世纪曾有长达五个世纪的和平时期(除少部分地区),但欧洲只经历了约一个世纪的持续和平(1815年至1914年)。总体来说,中国自古以来从未有过扩张主义,也不是军备竞赛的推动者,而西方国家却相反。

        第二,和平与和平发展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质和愿景,也是民族解放和发展的先决条件。近代历史上,中国一直是反对帝国主义的重要力量,也是不结盟第三世界国家的领导者。

        第三,和平是当代中国外交文化的基本原则。1954年以来,中国外交文化一直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


2021“一带一路”年度汉字发布活动在孔子故里山东曲阜举办。最终,“互”字脱颖而出。中新社发 刘建新 摄

        “一带一路”是中国和平发展的又一明证

        “一带一路”倡议通过交流、对话、相互理解来建立和平关系,不仅是加强商业和金融相互依存的途径,也为加强国家间政治协调、人文交流和相互理解提供机遇。

        中国充分认识到解决区域间互联互通问题的必要性,因而提出以欧亚大陆和非洲为中心、覆盖全球范围的“一带一路”倡议。古丝绸之路上交流合作的历史,为今天该倡议的产生提供了重要的文化基础。

        “一带一路”始终坚持实体经济优先、民生重于利益、合作重于竞争,以伙伴关系取代联盟集团(不存在国家间的政治歧视),以包容取代对抗(不要求军事联盟或投资),因此是中国和平发展的又一明证。历史上,西方从未诞生过类似计划,即便在其鼎盛时期也没有。

        中西方发展模式的其他差异

        资本主义扩张通过商业、金融竞争或地缘政治竞争攫取和摧毁对手资产,带来国家间对抗增加,为“无休止的积累”创造空间。在过度扩张中,某些海外经济资本实际上是通过金融或军事行动(美国模式),在缺乏竞争、政治腐败条件下,以极低价格攫取利益。

        中国的做法与此相反,不通过军事扩张主义,也没有建立令人窒息的信贷体系,与合作伙伴在谈判协商基础上确立可持续的贷款额度,并且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如不干涉内政),坚定支持多边主义与和平共处。可以说,具有中国特色的全球化正在形成。


2018年8月,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举行前,北京天安门前的灯柱上中国和非洲多国国旗迎风飘扬。中新社记者 贾天勇 摄

        新冠疫情引发新的系统性危机,西方暴露出过去几十年积累的结构性缺陷,这些错误和弱点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政治经济模式不无关系。信息混乱、社会分裂、西方政府对疫情的低估和政治化操作,就是其中的几个例子。

        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到中国特色的全球化?

        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可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对凯恩斯革命的反革命”过程联系起来。几十年来,各国联系日益密切,但社会经济不平等、不稳定因素也在加剧:如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和21世纪前十年的系统性金融和经济危机,以及以虚假“反恐战争”为名实施“人道主义”战争(实际是出于战略目的支持区域恐怖主义行动)和政权更迭。

        今天,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本质越来越清晰。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日益减少(推动市场管制的放松),政府成为商业团体及其特殊利益的代言人,西方新自由主义暴露出深刻的结构性缺陷,在与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相比时显得尤为突出。

        如前所述,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历史,以系统性危机和“人道主义”战争为标志,造成20世纪90年代以来最邪恶和最具破坏性的结果。

        另一方面,中国加快对港口、铁路、工业、数字、航空等基础设施建设,加强诸如医疗卫生等全球议题的国际合作研究,“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持续扩大。


2018年,60名尼日利亚优秀高中毕业生,由尼日利亚交通部公派分别赴长安大学和中南大学,进入土木工程和交通运输两个专业进行学习。图为尼日利亚留学生在西安动车段参观体验。中新社记者 张远 摄

        西方模式具有侵略性和破坏性,中国的和平发展模式是其替代方案。因此,美国及其盟友开始制造“威胁”阻碍中国发展:通过军事、金融、社会、媒体的联合行动重建和复制单极世界体系,不断玩火并将失去最后残留的公信力。

        美国正将自己和世界置于持续动荡和混乱之中,中国则以一种建设性、合理和有效的方式弥补国家间差距,为全人类而非为少部分人谋利益。

        【作者简介】


        法比奥·马西莫·帕兰迪(Fabio Massimo Parenti),意大利洛伦佐·德·美第奇国际学院副教授、(中国)外交学院国际经济政策学外籍副教授。他从事当代中国研究15年,教授全球金融市场、中国发展和全球性转移、全球化和社会变革、战争和媒体等课程,最近进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相关研究。著有《中国之路——面对共同未来的挑战》(2021年)、《地缘金融和地缘政治学》(2018年)、《繁荣的社会主义》(2017年)等多部意、中、英文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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