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 | 王义桅：为何说西方“发明”而非“发现”了国际关系理论？

        中新社北京3月1日电 题：王义桅：为何说西方“发明”而非“发现”了国际关系理论？

　　作者：王义桅（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国际关系理论是西方理论，其概念、体系、逻辑都源于西方，反映西方思维，绝非“源于西方而属于世界”。西方并非“发现”而是“发明”了国际关系理论的现实主义、自由制度主义、建构主义等流派，反映出西方世界或西方化世界，故种种关于国际关系理论的争论都是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内部分歧。

2021年12月，一位打拼于美国职业拳坛的中国拳击运动员在纽约一家拳馆参加训练。中新社记者 廖攀 摄

　　国际关系理论为何难以摆脱西方性？

　　谈及国际关系理论，人们常常将其与以欧美国家为首的西方世界画等号，即“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进而产生国际关系理论“源于西方而属于世界”的认识，潜意识认为西方“发现”了国际关系理论，其理论解释、运用具有世界性和普遍意义。然而，对国际关系理论最原始、最经典的现实主义理论进行分析可以表明，西方并非“发现”而是“发明”了国际关系理论，同时呈现出显著的西方性特征。

　　第一，强烈的基督教色彩。现代国际关系建立在三十年战争(1618-1648)开创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基础之上，即欧洲新教战胜天主教并建立主权国家，确立民族国家、主权、外交等基本概念。笔者在《大国政治的悲剧》新版译序《现实主义是基督教理论》中指出，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推动人性从神性中解放出来，三十年战争又将国家性予以释放，诞生现代国际关系理念，国际关系成为基督教文明扩张的产物，演绎基督教世界内部的权力转移、战争与和平，对外则是野蛮扩张、掠夺、殖民。冷战结束后，美国学者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论”，其本质是对非基督教文明复兴给基督教文明带来挑战的担忧。多年来，美西方对华实施接触政策，试图将中国同化，折射出西方宗教上的皈依观(converting)。近年美国宣布中国为制度性对手(systemic rival)，声称与中国是“民主与专制的对抗”，人类未来取决于“两大阵营之间的斗争及否定上帝的一方和信奉上帝一方的斗争”，进一步说明其外交政策的宗教一元论内涵。

　　第二，西方中心论，维护西方既得利益和话语霸权。欧洲的国际关系理论强调社会性，宗教性不如美国浓，但无法摈弃其西方性，二元对立和扩张性底色明显。基于基督教一神论的“普世价值观”，带来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排他性、同质性、负外部性，理论研究者过于看重于中美关系或大国博弈，很少关心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理论践行者则试图在世界推广西方所谓“普世价值观”，实为对外扩张、殖民或干涉他国内政，贻害甚远。

　　第三，无法剔除的殖民色彩和种族主义阴影，为强者服务。西方主导的全球化史和现代化历史，线性进化逻辑渗透于其理论思维中，认为其他国家应当追随西方发展道路，更应遵循西方规范。这种话语霸权实则为自身利益服务，如国际关系术语中，所谓“修昔底德陷阱”“金德尔伯格陷阱”等形形色色“陷阱说”，本质上是“中国陷阱”，种族主义则是其国际关系理论“冰山”下的深层观念。近年来，中国对人权、自由、民主、多边主义等核心概念进行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开始主动打破西方话语垄断和理论神话。

　　第四，分的逻辑而非整体思维，在片面中求深刻，方法至上。科学乃分科之学，但国际问题本身是综合的，不能削足适履。有人常问应该用哪个国际关系理论解释“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认为无法用现有理论解释的问题就是宣传，令人啼笑皆非。

　　如何超越国际关系理论的西方性？

　　人类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处于从工业文明转向数字文明、生态文明的关键时期。当前，中国深度参与和引领全球化，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并倡导全人类共同价值等国际共识。在此过程中，产生适应时代发展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既是可能，也是必然。

　　但观念转变往往落后于经济格局。目前的国际体系依旧由西方主导，人类生活在西方化的世界。所谓西方化世界，是指其他国家依照西方法则、在西方影响下行事。非西方国家如果以西方世界为参照系，寻求本国的国际关系理论表达，只能沦为“全球地方化(glocal)理论”。如果仅以中国的历史传统或文化(如春秋战国时期思想)去验证和丰富完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只是“我注六经”而已，往往结果是“自我实现的预言”，无法形成真正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

　　要超越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不仅要超越其西方性，更要超越理论本身，回归人本主义世界观，探讨“全球治理应为谁治理”“全球化是谁的全球化”等时代之问。

　　作为东方文明古国、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正在实现伟大复兴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正从三方面超越具有西方性的国际关系理论：一是在意识形态上，超越西方一神论的“普世价值”，代之以“一多不分”的和合思维；二是在历史观上，超越西方线性进化历史观，代之以整体世界观，包括安全观(你安全我才安全，你安全所以我安全，我们的安全)、发展观(包容性发展，可持续发展，共同发展)、合作观(平等合作，开放合作，包容合作)、文明观(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生态观(以天人合一超越人类中心主义)。三是在目标上，超越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为强者、为资本、为既得利益者服务的基因，强调以人民为中心和人类命运与共。

2022年2月4日，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上，印刻有各国代表团名称的冬奥会主火炬被点燃。中新社记者 毛建军 摄
 

　　如何作好“时代之问”的“中国之答”？

　　伟大复兴的中国自然要产生中华气派、中国风格的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与理论体系。中国倡导借鉴一切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并非只是借鉴学习西方先进成果或先进文明，或是“用别人的昨天来装扮我们的明天”。因此，对西方国家的理论，要做到创造性包容和超越。新时代中国强调“两个结合”，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既是借鉴人类文明中的优秀成果，又在中国历史文化和中国国情下产生真正意义上的理论超越。

　　超越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不仅是超越其西方性，更是超越理论本身，树立大时代观、大格局观、大角色观，把国际关系理论上升到中华文明和人类文明的高度，探讨“全球治理为谁治理”“全球化是谁的全球化”等时代之问，还原以人民为中心的世之大者，以天下观天下。如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已超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层面，着眼于时代之问、中国之答，成为引领时代潮流和人类进步的鲜明旗帜，提供真正普遍的全人类理论体系。

　　最后，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中西方文明对话和文明互鉴，需要注意三点：一是需破除文明的二元对立和不平等，使不同文明在平等、独立自主、相互尊重基础上实现交流；二是世界各民族、各文化需共同复兴，百花齐放春满园，还原世界多样性；三是文明之间不仅要互学互鉴或取长补短，更要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集体智慧。

　　中国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各国也同样如此，因此中国在文明对话和互鉴中始终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强调全人类共同价值。各国应在解决自身问题过程中解决人类问题，在解决人类问题过程中展示本国的理论特色，而不是相反。

　　【作者简介】

　　王义桅，欧盟“让·莫内”讲席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导师。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曾任中国驻欧盟使团外交官。近著《世界之问、中国之答：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宣部主题出版重点读物)《从大写意到工笔画：“一带一路”的理论与实践》《国之交如何民相亲：新时代中国公共外交之道》，专著《一带一路：机遇与挑战》《世界是通的——“一带一路”的逻辑》连获2015年、2016年中国好书。曾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联合国大会边会发表“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主旨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