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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问·深问丨成中英:回答“梁漱溟之问”,这个世界会好吗?

来源: 意大利侨网  日期:2022-10-11 10:1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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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新社北京10月10日电 题:回答“梁漱溟之问”,这个世界会好吗?

  ——专访著名哲学家、“第三代新儒家”代表人物成中英

  中新社记者 安英昭

  1918年底,学者梁济问子梁漱溟:“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回答:“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三天后梁济投湖自尽,其后整个20世纪,中国与世界几乎都在动荡巨变中度过。

  百余年后的今天,世纪疫情叠加百年变局,乌克兰危机更将亚欧大陆拖入动荡边缘。“这个世界会好吗?”再次成为时代之问。

  “在中华文明的现代进步与道德影响力下,这个世界可以变得越来越好。”年近九秩的国际著名哲学家、“第三代新儒家”代表人物、夏威夷大学哲学系终身教授成中英先生日前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时指出,中国既有儒家的“仁心”,又有道家的“道心”以及法家的“信心”,能够对世界繁荣发展产生可观的影响力和转化力。这样的世界显然会更好的。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您怎么看百余年前的“梁漱溟之问”?在国际局势复杂多变的今天,您认为这个世界会好吗?为什么?

  成中英:梁漱溟在五四时期接触到西方文化。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他认为人的生活态度有三种,构成三种人类文化,即西洋文化、中国文化与印度文化。第一种生活态度是把人生的意欲投向未来,尽量求其满足,因此建立了科学与民主。两者可以通向未来的开放社会,这就是西方文化的意欲。中国文化则致力于调整自我的意欲,改变自我以适应环境,以达到平和的生活目标,安于现状,不思改变。印度文化是人类“最后的出路”,目的是根本消除人的意欲。因此不必设计未来,也无需刻意适应环境,而是取消自己的意欲,回归到一个根本的寂静生活,以至永远。基于这一理论,梁漱溟对父亲梁济的回答,显然是:中国人不能走印度的路,但却需要向西方学习,面对未来生活。他说“世界会逐渐变好”,是有理论基础的。

桂林博物馆《这个世界会好的——梁漱溟先生生平图片展》。欧惠兰 摄
桂林博物馆《这个世界会好的——梁漱溟先生生平图片展》。欧惠兰 摄
 

  但这个回答对梁济来说,只是一种绝望。他看到西方的强势文化,而中国还不知道何时才能恢复旧观,当时的生活只是苟且偷生,不具任何意义。他所看到的只是既要放弃未来,又必须放弃现在,还不如立刻选择走“印度之路”,以消除自己一些可能的盼望。因此听完梁漱溟的意见之后,梁济决定自杀。这显示他已经深思这个问题,而且同意其子的看法,只是他已没有任何兴趣来等待那个未来的日子。

  梁漱溟和他父亲不一样,认识到中国文化本身的价值,既可以发挥西洋的未来精神,也可以保有深度内在超越的心境,可以继续奋斗。再者,梁漱溟对儒学的认识也很深刻。他看到儒学以及中国文化的韧力与潜力,因此深信未来是可能变好的,只要有一番努力,就有一番收获。

梁漱溟曾用过的硬木写字台。欧惠兰 摄
梁漱溟曾用过的硬木写字台。欧惠兰 摄
 

  这个世界会变好吗?我认为,本质上可以变好。因为世界本身的存在和人类的存在是一体的,人和人之间的彼此关联也是自然和真实的,问题来自于人自身的缺陷。由于不能知己也不能知彼,更由于不理性的“恐他”心理,以及历史上一些错误认知所形成的习惯,人们制造了自身的问题。这个世界因此不可能自动变好,而在于人和人之间的共同努力。

  我们也不能把变坏的责任完全归之于一个方向。的确,西方人喜欢战争,自私逞强,这是历史事实。就中国人而言,我们该要有一种能力,来消解西方人的逞强态度和自私心理。一旦这种理解建立起来,世界就会变好。一旦这种理解消除,西方也可能变色不认人,不但破坏环境,也将以对方为敌,戕贼生命。因此,即使是较好的发展,也要注意其可持续性,从一个长远的眼光来防止突变。

  当然就当前情况来看,21世纪从开始到现在20多年并不太平。首先这是中国复兴的时代,也是西方对中国不满的时代。中国的成功激化了西方人的怀疑和敌意,造成对中国统一的威胁。其实中国统一对他们并不一定带来害处,反而有很多可以想象的好处。可是由于西方人本身的不自信,产生了对中国的负面态度。这是西方人的不幸,也是世界的不幸,当然也是中国人的不幸。因为这种态度也影响到中国人的生存、和平与发展,同时也一定程度上剥夺了中国对世界作出贡献的机会。只有中国不断强盛,民众文化心理不断变强,才能安顿西方人的焦虑和疑心,进而共同实现对世界的积极建设,对宇宙空间的积极探求,为人类长久的幸福作出贡献。

  作为一个站在时代前沿的古老国家,中国能够自给自足,更有余力维护弱小的民族。中国既有儒家的“仁心”,又有道家的“道心”以及法家的“信心”,能够对世界繁荣发展产生可观的影响力和转化力。这样的世界显然会更好的。但由于20世纪的痛苦教训,中国也必须警觉这是一个危险的世界,随时面对它的突变,发挥强大的平衡作用,这是人们可以期待和依靠的。在中华文明的现代进步与道德影响力下,这个世界可以变得越来越好。

2022年9月7日,施工中的印尼雅万高铁,这是“一带一路”建设和中印尼两国务实合作标志性项目。王增堃 摄
2022年9月7日,施工中的印尼雅万高铁,这是“一带一路”建设和中印尼两国务实合作标志性项目。王增堃 摄
 

  中新社记者:人类社会正面临传统安全威胁的回潮,如乌克兰危机;也面临非传统安全威胁的上升,如疫情、极端天气等。您认为中华文明能为人类克难发展提供哪些借鉴?

  成中英:面对当代各种环境及疫情的变化,中国人有能力去解决问题,并能防患于未然,对任何已发生的自然事件,能沉着应付,更能走出困境。这种强有力的理性的平衡心态,是古老的中国所特别具有的。

  就国家安全而言,俄乌冲突在很多方面影响中国,但中国人保持理性对待,从国家正义与世界和平的眼光来看待问题,并未因与俄罗斯的特殊友情而支持其战力,只希望俄乌双方能和平解决问题,顾全大局,寻求中道,为世界局势提供了一种稳定的力量。至于疫情问题,中国迄今仍然是世界最能解决疫情问题的榜样。因为中国人的哲学思考,总会从整体和长远的利益着眼,不会因为当前的需要,放弃对根本问题的思考。这是中国的历史文化智慧,也是中国哲学重视一劳永逸,杜绝后患的管理方法。一时的劳苦换取长远的幸福,可说是值得的。

北京2022年冬残奥会残奥冬季两项女子长距离-视障项目决赛上,乌克兰运动员希什科娃(97号)在引导员的带领下经过上坡赛道。侯宇 摄
北京2022年冬残奥会残奥冬季两项女子长距离-视障项目决赛上,乌克兰运动员希什科娃(97号)在引导员的带领下经过上坡赛道。侯宇 摄
 

  此一态度也可用之于应对自然灾害,即重视吸取过去的教训,发挥更有效的治理方法。历史上中华文明遭受自然灾害的例子很多,但最后都能从经验学习中获取成功的智慧。中国传统富有策略思考,在坚定意志下,最后都能够克服时艰,可说已经有了一套解决问题的系统方案。

  更重要的是,中华文明中处变不惊、镇静应付变化的能力极为强大。中国人的文化传统重视责任感,在实际灾难中,往往能发挥人的刚强意志和群策群力的精神,进而不断奋斗以达到消除困境的目标。因此无论对待自然灾害,或人文危机,中华文明都能借鉴过去,面对未来,不屈不挠,永不放弃。认识到这种精神,就应对中国的处变能力具有十分信心。当然,中国还需要帮助世界,为人类共同的前途,主动提供帮助和关心。可贵的是,中国以平等对待世界各民族。面对任何灾害,中国都有能力主动参与治理行动,把世界联系在一起成为一个生命的共同体,致力于消除种族歧视与种族斗争。中国人本就乐善好施,一旦富庶起来,更将嘉惠天下,发挥平等精神,创造人类共生的幸福。这从来也就是儒学的初心,见之于儒家历代的经典著述。

中老铁路自2021年12月开通运营至今,在拉动跨国大宗贸易的同时,亦拉动了中老两国沿线村庄的经济,让两国民众同乘“致富快车”。图为2022年7月,游客在西双版纳曼掌村游览。刘冉阳 摄
中老铁路自2021年12月开通运营至今,在拉动跨国大宗贸易的同时,亦拉动了中老两国沿线村庄的经济,让两国民众同乘“致富快车”。图为2022年7月,游客在西双版纳曼掌村游览。刘冉阳 摄
 

  中新社记者: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以国家形态存续至今、没有中断的古老文明。您认为在中华文明走向复兴的过程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将发挥什么作用?

  成中英:中华文明的确是世界上唯一以国家形态自古存续到今的文明。这反映出中华民族自黄帝五千年前统一中原,要维持统一来发展文明,就自然且必须发展一个国家形态的制度存在。中华文明最重要的价值之一,就是国家的统一和文明的不断发展。我们必须要思考的是,此一国家形态的文明过去有无变化,以及在一个现代的世界中如何保持和调整这个国家形态的机制。这当然是一个形式和内容相互切入的问题。只有内容和形式密切贴合,才有强有力的生存能力,也才能面对时代的挑战,解决时代的问题,把时代的特征融入文明价值与国家形态的统一之中。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深思的问题。

  在中华文明走向复兴的过程中,我们须十分看重传统文化中的智慧之道。这在《易经》与《尚书》中有充分说明,最主要的是要刚健自强、厚德载物,即在实际上严明教化,让民众认识德性的重要性。更要动员人民的智慧,来创造一个德义并重的政策和权威民主共存的生活形式。既依法治国,又以德治国,法和德不可偏废,这可能是当前中国国家形态作为统一国家的方法所必须考虑的问题。正如孔子所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北京市民在钟鼓楼文化广场上休闲健身。韩海丹 摄
北京市民在钟鼓楼文化广场上休闲健身。韩海丹 摄

  传统的历史经验和儒家的道德教训,对中华文明走向复兴具有重大意义。但在此,国家发展的统一形态必须作为主要考虑对象。如果要做更一般性、更广阔的文化复兴条件的认识,我们就必须坚持传统的历史经验,不只是文化道德与政治智慧,尤其需要推理了解和细致分析。对儒家强调的道德与礼制,更需要充分留意。历史的教训和道德的教诲,加上理性的启蒙和教化的推广与加深,也是不可忽视的基本要求,西方成功的改革经验,自然也可纳为参考对象之一。

  受访者简介:

  成中英,1935年生于南京,祖籍湖北阳新县。1955年毕业于台湾大学,旋赴美留学,1958年获华盛顿大学哲学硕士学位,1963年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专研易经哲学、儒家哲学、比较哲学、逻辑、形上学与知识论、诠释学,是当代新儒学的代表人物。现任夏威夷大学哲学系终身教授。担任诸多世界名校客座教授与讲座教授。创办国际中国哲学会并担任会长、国际易经学会并为主席、首创国际儒学联合会,现为荣誉顾问。评选为唯一的华裔国际诠释学研究院院士。1973年创办英文《中国哲学期刊》(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至今已五十年。

   主要著作超过35种,包含:《中西哲学精神》《C理论:易经管理哲学》《易学本体论》《成中英文集》四卷本、《成中英文集》十卷本、《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科学真理与人类价值》《知识与价值》《中国古典政治哲学发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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