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深问丨张晓晶：回应“熊彼特之问”，如何将“中国经验”升华为“中国理论”？

       中新社北京10月12日电 题：回应“熊彼特之问”，如何将“中国经验”升华为“中国理论”？

　　——专访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张晓晶

　　作者 韩禹

　　奥地利裔经济学家熊彼特在《经济分析史》中写道，“在中国，我们确实发现有一套处理当时农业、商业与财政问题的高度发展的公共行政制度……但是没有流传下来对严格的经济课题进行推理的著作，没有可以称得上我们所谓‘科学’著作的。”实践早熟而理论滞后的现象，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张晓晶在新著《中国经验与中国经济学》中称之为“熊彼特之问”。

　　自主经济学知识体系创建，不仅关涉中国经济发展经验自我总结与国际理论话语权斗争，也是为世界作出更大知识贡献的时代需要。张晓晶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时指出，囿于西方经济学话语权主导、理论总结起步较晚等因素，中国目前面临经济发展实践成功而理论发展不足的问题。应有足够自信，基于独特的发展路径广泛吸纳，将“中国经验”升华为“中国理论”，为现代经济学作出贡献、为中国现代化作出贡献。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西方主流经济学一向追求“科学化”。随着博弈论、因果推断等研究方法的发展，在您看来，如今的西方主流经济学能否称得上是一门科学？

　　张晓晶：科学有其自身的定义和范式。在社会科学里，经济学相对于其他学科更像一门科学，因为它用了很多科学的方法，如假设推理、经验实证、数理模型等。

　　为追求科学性，大量数学工具被用于解决经济学难题，但由于数学工具自身局限，经济学很大程度上只能处理“均衡问题”，如主流的DSGE模型(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往往通过线性化方式求出均衡解、稳态解等。但现实比模型更复杂，很多情况是非均衡、不稳定甚至“爆发性”的。尽管非线性模型早就有人提出，但还未能进入主流，因为非线性更难处理。

　　除了技术工具限制，还有价值观问题。西方主流经济学认为经济波动来自于外生冲击，否认资本主义体系有内在的不稳定性，市场最终会自动达到均衡。与之相应的主流模型，用的数学方法就使得无论条件怎么变，最后结果都会收敛得到均衡解。均衡经济学，及相关的线性化处理方法，忽略了时间与过程，取消了经济体系变动的丰富性与复杂性，从而也在某种程度上取消了类似大萧条与大危机出现的可能性。

　　其它诸如个体主义方法论、理性经济人假说等也受到挑战，西方主流经济学离真正的科学还有差距。

　　中新社记者：主流经济学的弊端与盲点，对中国自主经济学的开创有何启示和教训？

　　张晓晶：首先，西方主流经济学不能完全代表现代经济学，好像中国跟不上他的阐释就落后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引领和主导、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及西方非主流经济学的营养，都是中国经济学不可或缺的智力支援。中国拥有过去七十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四十多年取得的成就和经验，完全可以对一些主流经济学教条说“不”。

　　第二，中国发展经验恰恰戳中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痛点”。中国实现了在社会长期稳定中推动经济快速发展，而遵循西方经济学教条的经济体却危机不断，表明中国经验及其蕴含的理论逻辑有不可替代的价值。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强调改革、发展、稳定的统一，完全有别于所谓“休克疗法”和“华盛顿共识”；中国强调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与西方主流经济学对自由市场经济的盲目崇拜有根本区别；中国的宏观调控，基于经济的异质性和不平衡性，利用好包括产业政策的结构性政策，而西方的“稳定化政策”从来把结构性政策当作市场扭曲。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时任摩根士丹利首席经济学家斯蒂芬·罗奇提出要“向中国学习宏观调控”；如今产业政策成为西方发达经济体再工业化的法宝。

　　第三，中国的发展经验还在发展中。中国的经济实践，既不是为了迎合某个国外理论，也不是有意要与国外理论“对着干”，而是最终要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其中一些实践创新往往是特定发展阶段的产物，要认识到这些做法“管用”的历史局限性。应把这种特殊性与真正值得国际社会借鉴的一般性中国发展经验区分开。如结构性政策，其有效性多以差异性、非均衡为前提。过于强调结构性政策不仅会人为地分割市场，还会导致政策的有偏性、歧视性，不利于整体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当前强调建立统一大市场，更要注意结构性政策的适用范围。

　　中新社记者：一国经济学之地位与其经济实力有何关系？

　　张晓晶：一国经济学的地位往往与其经济实力相关。比如主流经济理论及其依赖的经验多来自发达经济体，甚至主要来自美国。而主流的西方学术杂志也只对“主流问题”即发达经济体的问题感兴趣，对后发国家问题的兴趣往往也只是主流问题的延伸而已。比如转型经济学就很难进入主流，因为发达经济体不需要关于转型的知识；时有关注，也是因为“转型”会影响发达经济体。

　　历史上，中国儒家思想曾影响欧洲的重农学派，因为那时中国是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今天，国际上中国问题研究也越来越多，究其根本，是中国实力的不断增强：经济对世界产出的增量贡献超过三分之一，扶贫对世界减贫事业的贡献超过70%。中国经济的国际影响扩大，其经济问题也会逐步成为世界关注的问题。比如，中国脱贫经验必将改写发展经济学，在互联网、金融科技方面的发展，也会成为新一轮技术革命条件下后发赶超的范例，是可以写入经济学教科书的。

　　中新社记者：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发展现实密不可分，但为何创造增长奇迹的中国当下未能跻身主流经济理论？

　　张晓晶：首先，一国的经济成就和学术成就，尤其是经济贡献和理论贡献，不是完全对等的。确实有经济实力强、经济学话语权相对薄弱的情况，比如当年的日本。

　　其次，中国的理论准备还有不足。中国经济发展起步阶段强调实用，没有大量精力做理论建设。当时学界更多遵从苏联范式政治经济学，对市场经济缺乏解释力；在现代经济学面前，当时的中国还是小学生，没有能力进行学理化总结。而对传统的政治经济学进行“改造”以适应社会现实的发展需要得有一个过程，这些就造成理论提炼滞后于伟大的社会实践。

　　第三，总结中国经验还缺乏自信。所谓主流是西方主流，摆脱西方话语权的主导不易。这使得我们在总结中国经验、讲述中国故事的时候，还缺乏自信。囿于西方主流话语，有时候我们会把创新和棱角抹去。

　　最后，中国的很多做法是前无古人的创举。比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设想过，苏联社会主义实践没有尝试过，西方经济学理论也解释不了。这就需要中国自己将这样的创举升华为理论，形成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显然，这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中新社记者：中国自主经济学知识体系的构建，方向在何处？应当遵循的基本方法论是什么？

　　张晓晶：中国自主经济学知识体系的构建，关键是“自主”。

　　其一，摆脱“西方中心论”是实现“自主”的前提。“言必称希腊”，就等于是把经济学自主权交给了别人。

　　其二，中国经验的独特价值是“自主”的底气。如果说以前对于中国经验的总结还缺乏自信并唯恐其与主流不一致，那么今天，这种“不一致”恰是中国经验的价值。从科学发展的范式来讲，只有新鲜的独特经验，为原有范式不能解释的现象，才可能是理论进步的真正动力和源泉。

　　其三，开放体系是“自主”的命脉。自主并不意味着封闭，中国经济学不能脱离现代经济学发展潮流。中国发展独立自主，但不会与世界脱钩，学术发展也不能脱离世界潮流。中国经济学的开放体系意味着，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特别是习近平经济思想为指导，基于中国的发展经验、革命传统和历史基因，同时吸纳西方经济学所有重要的积极成果，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为现代经济学作出增量贡献。

　　中新社记者：您在著作《中国经验与中国经济学》中回顾了中国的历史基因，探讨了中国现代化问题，这就将中国经济学理论探索的语境大大扩展，置于文明古国遇见工业文明、探索现代化道路的历史过程中。您认为中国经济学理论在这一过程中占什么位置、起什么作用？

　　张晓晶：中国最初引进经济学是为了什么？从严复翻译《原富》开始，中国人引进经济学就是为了推进现代化。

　　一百多年来是中国现代化的探索历程，也是中国经济学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国经济学的理论建构，不仅仅是回应“熊彼特之问”，更是要解答时代之题、人民之题、世界之题，这个题目就是中国式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中国的独特性。纵观历史，中国式现代化是几百年来人类现代化进程中的伟大创举，其依凭的发展理念、遵循的发展路径、形成的文明新形态，是对世界的贡献。尽管这些并非经济学能完全覆盖，但经济现代化是现代化的核心和基础，对中国式现代化作出理论回应并提供指引，是中国经济学人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我在书中说的中国经济学的“历史使命”。

　　受访者简介：

　　张晓晶，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主任；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员；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成员；入选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

　　领衔编制并发布年度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与季度宏观杠杆率；长期从事宏观经济金融形势跟踪分析；参与、主持国家“十一五”至“十四五”规划的研究与评估工作；主持中财办重大委托课题及多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课题。

　　出版《符号经济与实体经济：金融全球化时代的经济分析》、《中国经验与中国经济学》、《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系列(合著)等著作。荣获的奖项有：第十一届、第十二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首届“孙冶方金融创新奖”、第五届“中国软科学奖”和第六届“张培刚发展经济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