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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问·释典丨郭齐勇:“为政以德”何以成为中国治世智慧?

来源: 意大利侨网  日期:2023-02-10 13:1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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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新社北京2月9日电 题:“为政以德”何以成为中国治世智慧?

  ——专访武汉大学国学院教授郭齐勇

  作者 崔白露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涵着丰富的政治智慧。早在春秋时期,孔子便提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作为孔子政治思想的基本原则和核心理念,“为政以德”深刻影响了历代执政者的治国理政实践。

  武汉大学国学院教授郭齐勇日前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时表示,在治国理政方面,儒家的基本主张是“礼、乐、刑、政”的相互补充和协调,强调“德主刑辅”。他认为,治理的关键在人,人的素养和道德水准,对制度和法规的制定、修改、执行至关重要,因此,作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重要补充,“为政以德”在今天仍具有重要价值。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为政以德”被认为是孔子政治思想的核心内容,其提出的背景和思想内涵是什么?

  郭齐勇:“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此句出自《论语·为政》,是该篇第一章,意即如果以道德来治理国政,治政者就会像北极星一样,臣民有如众星,都会环绕着他。

  春秋末期,天子大权旁落,诸侯纷争,乱象丛生。孔子在此背景下呼吁德政,希望治政者无为而天下归之,不动而化,不言而信,无为而成,以简御繁,使老百姓能生存下去。

  中新社记者: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对“德、礼、政、刑”等相关概念各有不同侧重。儒家作何理解?

  郭齐勇:在治国理政方面,儒家的基本主张是“礼、乐、刑、政”四者的相互补充和协调。在这里,礼是社会生活的秩序与规范,乐是与礼相协调的音乐、艺术,刑指刑罚,政指政令。总的说来,礼乐是文化,其内核是伦理道德。当时的刑罚很残酷,儒家反对唯刑罚是从,批评主张“严刑峻法”的法家。长期以来,儒家强调“德主刑辅”。

  中新社记者:历经两千多年历史,“为政以德”为何能经久不衰,成为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

  郭齐勇:“为政以德”,实际是对治国理政的人提出道德要求,有益于百姓利益。这属于民本主义思想传统。

  当然,这只是儒家的理想,现实中难以完全做到。古代统治者为政的目的,主要是维护统治集团的利益,其权力与财产的分配与再分配,有他们自己的游戏规则。百姓权力与财产的求取、获得,服从于统治秩序的巩固。儒家这一主张,代表着百姓的需求,即在维护一定时空政治秩序的前提下,使其获得基本生活保障和休养生息。

  儒家悬置这一理想,当然也有批判与指导现实的意义,但力量较弱。其经久不衰,正说明这一理想很难达成,需不断追索。之所以成为治世之智慧,是因为儒家看到仅靠法律,特别是早期的刑罚,不能成为治世之道,还应启发人(首先是君臣)内在的良知良能(孟子),或通过教育与训导,学习遵守社会规范(荀子)。

  中新社记者:孔子曰:“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孟子》则曰:“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德政对执政者的德行提出哪些要求?

  郭齐勇:“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句,出自《中庸》第二十章,是鲁哀公向孔子请教时得到的回答。意即,为政在于得人,即识别与任用贤人;能修养其身的人,上得君之信任,下得臣民拥戴,则政务无不通达。这里强调君主表率自身修养的重要性,才能识别与任用贤人,道是天下之达道,仁是人内在的道德。

  孟子所讲的“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出自《孟子·公孙丑上》,意指用武力征服不能得人心,要用道德感召,使人心悦诚服。

  德政对执政者提出的要求,孔子认为是“恭、宽、信、敏、惠”,即严肃认真、宽容厚道、言行一致、勤劳敏捷、施惠于人。官员庄敬自重,才有威严,不会招致侮辱;宽厚宽容、有大气度,可以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并得到拥戴;诚信无欺,会得到任用;勤劳敏捷,效率高,会贡献大;施恩惠于人,才能用人。严肃、宽厚、信用、勤敏、施惠,至今仍是为政者之德。

  孔子还提出顺应人民利益的“利民”思想,并进一步对君子、官员提出了德、才、禄、位相统一的要求,均从安民济众的根本出发。安定天下,主要是使百姓平安。

  中新社记者: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亦重视道德对政治和社会治理的作用,强调“贤人政治”和“公民美德”,但其德治思想并没有避免城邦衰落。西方的德治思想与儒家有何异同?

  郭齐勇:东西方大思想家,如孔子、孟子、荀子或苏格拉底、柏拉图,都不可能只讲德治,不讲法治。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也不是只强调道德,他们更重知识、理性。柏拉图对理念世界与感觉世界进行二分的理念论,奠定了西方哲学的基础。在政治哲学上,他们讲得很全面,没有奢求用德治避免城邦政治的衰亡。

  东西方政治思想,包括德治思想的比较甚为复杂。就中国德治思想而言,各时代,各思潮、流派、人物的主张丰富多彩,莫衷一是。笼统地讲,会以偏概全,但抽象比较而言,西方传统是法治前提下的德治,中国则是德治前提下的法治。“法治”与“法制”有别,不能狭隘地讲“刀制”,而应全面地讲“水治”。尤其中国传统的“礼治”,既非法治,亦非人治。“礼”“礼制”“礼治”“礼教”是富矿,“仁”与“礼”的关系中蕴含丰富的资源。过去人们习惯说“吃人的”礼教、礼制,现在看来也需要重新检讨。

  中新社记者:儒家德治思想至今影响中国政治发展。当下,“为政以德”有何时代价值和世界意义?

  郭齐勇:儒家德治思想有优长也有局限。德治虽不等同于人治,但还是接近人治。我虽不是制度万能主义者,但还是相信制度比人强。因此,我们应理性批导(庄子讲“批导”)传统的德治思想,把它作为现代法治的补充。

  再好的制度、法则,也要靠人去制定、修改与执行,人(特别是官员)的素养、道德水准,对制度、法规的制定、修改、执行至关重要。

  今天,“为政以德”作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重要补充,仍具重要价值,因为这涉及“落地”,即制度如何落实。治理的关键在人,即有道德的人,这其实也是人类共同的价值。中国可以把儒家以修身为中心的“修齐治平”之道介绍给世界,并以此为基础,吸收、消化各地域文明的优长。

  中新社记者:您曾指出,儒家文化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不断中国化的社会文化土壤,也非常重视中华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等问题。您如何理解“两个结合”?

  郭齐勇:“两个结合”特别重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历史的真实,是实在的过程。但由于这一结合是隐性的、“日用而不知”,人们往往将其忽略。当下特别提出,是希望全体人民更有“文化自觉”。

  传统文化之中有众多珍宝。中国的传统文化,经过现代洗汰留下许多精华,更具有现代意义与时代价值。从方法论上看,需要用现代的、世界的视域来重建中华新文明,不能再重复片面性。“两点论”“同情的理解”已然不够,现在是全面、深度的体认、发掘与“创造性转化”。我们不是简单地回到过去,而是高层次地面向未来。例如对传统中的“五伦”进行批评和改造,建构现代新“六伦”,尤其把“君臣”一伦改造为平等的同事关系,并创造性建构“群己”一伦,即父(母)子(女)有仁亲、夫妻有爱敬、兄弟(姊妹)有情义、朋友有诚信、同事有礼智、群己有忠恕,将社会关系调治得更健康。

  受访者简介:

  郭齐勇,湖北武汉人,1947年生,武汉大学哲学学院与国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荣誉主任,国学院荣誉院长,湖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贵阳孔学堂学术委员会主席。2006年被评为国家级教学名师,2017年被评为世界儒学研究杰出人物,2019年被评为儒学大家。曾任武汉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哲学学院院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哲学学科评议组成员、教育部高等学校哲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国际中国哲学会(ISCP)会长、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等。著有:《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通史》(先秦卷)《中国儒学之精神》《儒学与现代化的新探讨》《中国文化精神的特质》《中国哲学的特色》《传统文化的精华》《中国人的智慧》《中国思想的创造性转化》《现当代新儒学思潮研究》《熊十力哲学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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