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焦点面对面】中国如何找到新的人口机遇？

　
       中新社北京2月16日电 题：中国如何找到新的人口机遇？

　　——专访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杜鹏

　　中新社记者 彭大伟 阚枫

　　今年春节前夕，一组有关中国人口的统计数据引发舆论热议：截至2022年末，中国人口比上年末减少85万人，这是近61年来中国首次人口负增长。

　　人口是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变量，也是影响综合国力和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当世界第一人口大国首次迎来人口负增长，中国的人口红利是否在消失？这个负增长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将带来哪些影响？在未来的全球人力资源结构中，中国又如何找到新机遇？中新社“中国焦点面对面”邀请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杜鹏进行解读。

　　访谈实录摘编如下：

“负增长”后，中国人口红利仍在

　　中新社记者：“人口负增长”意味着什么？中国会不会就此正式进入“长期人口负增长”周期？

　　杜鹏：人口负增长是指总人口数量开始减少这一标志性转变，其源于生育率的下降。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总和生育率就下降到了2.1，2.1也被称作世代更替水平，即低于更替水平就相当于已经踩下了人口增长的刹车，或早或迟就会出现人口负增长。因此，中国人口负增长起因于30年前，只是到了2022年，直观的数据才显示出真正进入人口负增长阶段。

　　需要注意的是，2022年中国人口负增长，它还伴随着出生人口首次少于1000万这一事件。观察历史，1963年中国出生人口接近3000万，10年前都还在1500万人以上，2022年降到了956万。未来的几十年，中国可能都要处于人口负增长状态，只是速度快慢问题。

中新社“中国焦点面对面”邀请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杜鹏(右)进行解读。 中新社记者 田雨昊 摄
 

　　中新社​​​​​​​记者：中国取得的发展成就在人口结构中曾获得哪些好处？“人口红利”是不是真在消减？

　　杜鹏：我们的人口红利依然存在。人口红利是经济学概念，它不仅取决于人口结构，更关键的因素是能不能充分利用人口机会窗口。改革开放前，中国劳动力就非常丰富，但这并不是后来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改革开放本身充分释放了中国人口数量和结构的优势，这才创造了人口红利。我们说如今人口红利依然存在，基于三方面原因：

　　其一，中国劳动力数量仍然非常庞大。到2022年，中国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达8.76亿，规模依然庞大。

　　其二，中国在从人力资源大国转向人力资本大国。中国8亿多劳动力中，绝大多数受过良好教育，15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已增长到近11年。2022年，中国高校毕业生人数达1076万，而中国一年新增就业人口在1300万人左右，如果实现充分就业，绝大多数新增就业人口都是高教育素质人口。我们的劳动力数量可能在未来一些年出现缓慢下降，但劳动力素质在提高，这给我们充分利用庞大的高素质劳动人口提供了非常好的机会。

　　其三，中国进入新发展阶段，体制机制在进一步完善，可以不断促进劳动力供给和就业需求更好匹配。促进城镇化过程中，农业剩余劳动力进一步转移到城镇，实现了更有效的人力资源配置。

　　因此，必须看到，我们依然有庞大的劳动力队伍，有更好的劳动力素质结构，有更完善的机制使高素质劳动力更紧密地与经济社会发展相结合，所以人口红利依然存在。

        政策放宽，为何有些年轻人不愿生孩子？

　　中新社记者：去年8月，国家卫健委曾刊文谈到，低生育率成为影响中国人口均衡发展的最主要风险。这里的“风险”主要包括哪些？

　　杜鹏：人口负增长后，一方面人口总量特别是劳动力数量在下降，另一方面人口在老龄化，特别是未来十年，中国人口老龄化将呈加速趋势。

　　“少子”是人口负增长最主要动因，要解决这个问题，还是要关注未来几十年中，生育率能否得到有效提升。这个“提升”不是恢复到一二十年前的状态，而是首先使它不再进一步下降，同时，使有生育意愿的人们能够充分实现生育意愿。

　　导致出生人口减少的相关因素，如果我们不能够在未来5-10年尽快解决，可能人口负增长就会进入加速过程。而从长期来说，虽然人口增长总会进入到一个负增长阶段，但我们还是要力争生育率不出现急剧下降，不出现出生人口数量长期低迷，这样才有利于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中新社记者：近年来，中国不断调整优化生育政策，释放生育潜力。那么，政策调整后，出生人口为何不升反降？为什么现在有些年轻人不愿生孩子了？

　　杜鹏：生育率下降背后有多方面因素。第一，社会保障普及后，养老不再仅依靠子女，人们的生育观念也会随之受到影响。

　　第二，医疗卫生水平和人民健康水平在提高。如今，全国人均预期寿命已经达到78.2岁，东部地区部分省市已经超过80岁，这也对生育水平产生了影响。人口结构变化以后，年轻的育龄人口在减少，所以在同样出生率的情况下，每年生育的人数也在减少。

　　第三，男女平等观念深入人心。中国女性就业率非常高，女性要去平衡生育和职业发展的关系。

　　第四，教育水平在提高。我们常说教育水平越高，生育水平越趋于下降，这里有观念的变化。同时，教育时间延长，初婚初育年龄也随之推迟，职场女性在生育方面付出的代价会更高，这也会导致生育人口数量下降。

　　综合来看，育龄妇女人数在减少，初婚初育年龄在推迟，离婚率、不婚率也在提高。同时，年轻人也会遇到工作和生育之间平衡的难题。这些因素叠加，使得2022年的出生人口数创下了新低。

        “量的优势”与“质的优势”

　　中新社记者：当“少子老龄化”成为常态，人口结构的“一减一增”之间，中国发展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我们做好准备了吗？

　　杜鹏：我们在进行全面的准备。早在2006年，国家层面就已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此后又将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中共二十大报告将“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等放在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部分进行部署。从实践来看，这些年我们也在不断探索解决“一老一小”难题，诸如不断完善生育政策，探索普惠托育，促进教育公平等，减轻年轻人在孩子择校、课外辅导等方面的焦虑或抚育成本。

　　此外，养老措施发挥作用与提高生育率也密切相关。家里的第一个孩子，一般老人会照看，如果第二个孩子还让老人照看，老人就要有8-10年时间全部用来为子女照看孩子，这就提出新挑战：老人是否愿意帮助子女承担抚养责任。

　　跟养老一样，这里会涉及很多社会保障问题，怎么促进老人和子女共同居住，怎么在税收等方面给予年轻人优待，怎么解决老年人的异地医保问题等等，这些方面国家一直在不断完善相关措施。

　　当然，政策路径上已非常清晰，但政策落地实施，还要有几年时间才能够看到真实成效。

　　中新社记者：应对“少子老龄化”，国际上不少国家已有探索，我们能从其他国家获得哪些经验或教训？当前，最需要做的是什么？

　　杜鹏：近年来，我们也在借鉴一些国家鼓励生育的相关措施。但是，总体上来说，我们需要做的，一是战略重视，要从战略上关注和促进生育率的提升或稳定；二是综合施策，不能单从某一方面着力；三是博采众长，不同国家的好经验，要结合自身国情进行取舍借鉴。归根到底，中国还是要走出一条自己的道路。

　　中新社记者：最近，美国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斯蒂芬·罗奇谈到，通过提高个体劳动者的生产率来解决劳动年龄人口减少的问题。中国人口从“量的优势”到“质的优势”转变，需要在哪些方向重点着力？

　　杜鹏：首先要明确，我们不是担心人口负增长导致劳动力不够用了，而是更关注庞大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劳动力群体，能不能获得与自己相匹配的就业岗位，使劳动力供给和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更加紧密结合。当然，与此同时，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发展方式也会越来越关注于靠技术密集型产业去促进未来的发展。

　　罗奇的观点也非常重要，他强调个人要素、全要素的生产，也就是我们不能简单比较劳动力数量，更要比的是劳动力素质、劳动力结构以及现代化的发展模式。

图为杜鹏。中新社记者 田雨昊 摄

        中国如何找到新的人口机遇？

　　中新社记者：联合国的人口预测称，印度将在今年4月超过中国，成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在未来的全球人力资源结构中，中国如何找到机遇？

　　杜鹏：人口数量第一、第二，本身没有优劣可言，我们没必要过分关注人口规模排第几，而更应关注人口对经济社会发展是否更有利，人们的幸福感、获得感是否在持续提高，更应关注人口结构变化会带来哪些优势与挑战。优势方面，无论是人口受教育程度、健康水平还是人口城镇化进程，与印度相比，我们都高得多。挑战方面，我们的生育率较低，人口老龄化较快，也意味着在社会保障方面，要花更大力气去提升生育水平，解决托育养老问题、教育公平问题、地区间城乡间差距问题等等。因此，不必拘泥人口数量的排名，我们必须看到过去40年，特别是过去10年的发展成就，从而利用自身优势和发展势能，立足人口国情，去走好自己的现代化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