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丨傅正：中国式现代化对于当今发展中国家有何启示？

       中新社北京3月16日电 题：中国式现代化对当今发展中国家有何启示？

　　作者：傅正（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中共二十大报告正式提出“中国式现代化”。从报告相关论述可知，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体中国人民共享的现代化，也是推动全人类共同发展的现代化，绝不是少数特权者的现代化。

　　人类历史上的其他现代化实践有何特点？

　　回顾人类历史上的其他现代化实践，不难看出两个特点：

　　第一，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道路总是伴随着残酷的殖民地掠夺，即便在后殖民主义时代，西方发达国家仍然利用其在世界体系里的中心地位，对处在边缘或依附地位的发展中国家，巧取豪夺。

　　按照国际政治经济学家沃勒斯坦的说法，西方资本主义总是使尽浑身解数，为其谋得好处，却尽可能不让他人得到类似的好处。一百年以前，这种做法表现为以毫无节制的殖民掠夺，为自身工业化完成积累，却堵住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工业化的道路。在当代，则表现为发达国家利用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限制南方国家的发展，使得南北差异愈演愈烈。截至2012年，世界上最富有国家的人均收入比最贫穷国家高出330多倍。从1991年到2012年，发展中国家欠发达国家的外债总额翻了四倍多，由7940亿美元跃升至3万多亿美元。

　　第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成果往往为少数特权阶层所垄断。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大城市、中心城市，跟西方发达国家并没有太大差别，其精英阶层也过着西方上流社会的生活，拥有与西方富豪几近等量的财富。但是，广大农村地区仍处在落后的封建生产关系束缚之下。从根本而言，广大发展中国家出现这种状况，跟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长期以来的巧取豪夺密不可分。

　　20世纪90年代，乘着苏联解体、美国一家独大的有利时机，新自由主义风靡全世界。在俄罗斯东欧，当地领导人受美国顾问指示，不顾一切地推行休克疗法。在东亚和东南亚，韩国、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国在美国政客学者的游说下，纷纷全面开放金融投资市场。西亚北非，埃及、突尼斯等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压力下，全面完成了金融市场私有化。

　　这些新自由主义改革造成了难以填平的社会鸿沟和阶级分化。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俄罗斯每年死亡人数至少增加50万；大约25%的人口，其生活水平处在世界最低标准线以下。然而，各路财阀寡头却借机大肆敛财，他们在西方发达国家挥金如土，疯狂购置私人飞机、私人游艇和大量房地产，丝毫不顾本国人民的死活。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造成了印尼、泰国、韩国这三个新自由主义典范国家的大规模经济衰退，至1998年，其国内生产总值分别下降了13.1%、6.7%和10.8%。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索罗斯等美国金融寡头疯狂掠取财富，一夜工夫收入过亿。金融风暴产生的严重贫富分化等社会结构性问题，迄今仍然困扰着东南亚国家。

　　事实上，就连美国自己也不是这场掠夺竞赛的获胜者。美国皮尤研究中心2014年的报告显示，从1983年至2013年，美国底层群体的实际财富值从11400美元跌至9300美元。相反，顶层群体拥有的实际财富值翻了一番，接近前者的70倍。

　　从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开始，新自由主义神话迅速破产，但它带来的巨大隐忧接连显现。最具代表性的是2011年阿拉伯国家的群体性骚乱。这场骚乱的根源是穆巴拉克、本阿里等亲美政权的新自由主义改革，造成了大规模贫富分化，大量失地人口涌入城市。随着金融危机到来，底层民众大面积失业，一颗火星就会引爆全社会不满情绪。

　　问题在于，控诉新自由主义和美国霸权的群体性骚乱，并没有使埃及、突尼斯等国走上一条全新的道路，反而是各种封建宗教势力借机抬头复辟。概而言之，整场“阿拉伯之春”凸显了发展中国家现代化道路的普遍困境：一边是高度腐败，成果为少数买办阶层垄断的现代化；另一边是社会底层始终受封建宗教势力束缚的倒退。

　　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美国。2011年，美国人民发起了占领华尔街运动，抗议金融资本集团和新自由主义政策，但这场运动并没有为美国带来些许社会主义因素，却预示了后来右翼民粹保守派的崛起。2016年，美国作家万斯出版了回忆录《乡下人的悲歌》，讲述了美国老工业区铁锈带工人阶级的贫困生活，引发全美底层劳动人民的共鸣。然而，这场共鸣却最终促使他们，把票投给了代表右翼民粹势力的共和党人特朗普。

2012年5月，数以千计的“占领华尔街”示威者在纽约曼哈顿举行“五一劳动节”示威游行，规模空前。曼哈顿下城的百老汇大街上全是示威者的身影。李洋 摄
 

　　2022年6月24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作出裁决，推翻了近半个世纪前的“罗诉韦德案”，许可各州出台禁止堕胎的法律。这一事件象征着美国宗教保守势力与文化精英势力的矛盾彻底不可调和，双方仿佛生活在两个决然悬隔的世界。当前美国的政策如果取悦一方，几乎不可能不得罪另一方。

　　除了美国以外，欧洲发达国家同样面临着社会分裂的危险：代表精英阶层的拥护全球化派，和代表底层的反全球化派之间，越来越难以调和，且后者的势力越来越大。

　　中国道路的启示：一种截然不同的现代化

　　路在何方？中共二十大报告已指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代化道路与上述途径截然不同。

　　早在1942年，毛泽东就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给知识分子提出了一个看似矛盾的要求：既要是现代的，又要是乡土的。从表面上看，乡土代表着保守落后的传统，这与现代是相互对立的。但要求知识分子同时做到两者，其实质是要求现代化道路必须发动群众，让群众参与到现代化道路的浪潮中来。

　　与广大亚非拉的情况类似，民国时期，南京、上海、武汉、广州、重庆等大城市的精英阶层，确实已经比较接近西方了。他们接受西方式的教育和生活，但这与人民群众即便不是水与火的关系，也至少是水与油的关系，两者泾渭分明，判然有别。如果照这条道路走下去，中国的结局也会跟上述发展中国家的失败没有区别：对外依附国际资本，对内社会分化无法调和，现代化道路为少数腐败寡头和买办阶级所垄断，人民群众依然生活在封建势力的束缚之下。

　　因此，从革命战争年代开始，中国共产党人就一贯强调，现代化道路必须扎根于群众。惟其如此，这样的现代化道路才是坚实的、有希望的。扎根群众的现代化道路本身就是一条民主的道路。这种民主不是西方式的选举民主，民主不仅仅体现在人民投票的那一刻，更体现在全体人民走向现代化的过程当中。中国共产党提倡的全过程人民民主，不仅意味着人民共享现代化成果，更意味着党在民主实践中改造自身，完成自我革命。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式现代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只有在群众路线中不断改造自己，才有可能实现真正的自我革命。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民主实践的法宝，而自我革命则是民主实践的重要成果。中国共产党的最大优势是善于自我革命，而自我革命是现代化道路服务于普通群众的基本保证。

　　中国式现代化要求“走自己的路”，这走的是一条去依附的独立自主道路。杰出的当代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家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在回顾1955年的万隆会议时，便谈及尽管当年参会的亚非国家首脑观点各不相同，但有一个立场是一致的：“为了完成‘独立’这项历史任务所进行的斗争尚未完成……获得政治上的独立只是手段，真正的目的是完成经济、社会和文化的解放。”

　　中国之所以能从前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中脱颖而出，根本原因是中国人民实现了去依附，走上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基本前提，则是中国共产党通过民主实践实现自我革命。从执政党自我革命，到现代化成果由全民共享，中国这条去依附的现代化道路会对广大发展中国家产生有益的启示。

　　作者简介：

　　傅正，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2017)，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博士后(2020)。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思想史、西方近代哲学史，擅长近代历史哲学、中西思想比较研究等领域。曾在《近代史研究》《哲学研究》《开放时代》《文化纵横》等刊物发表专业论文二十余篇，并有专著《古今之变——蜀学今文学与近代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