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丨武斌：瘟疫如何影响人类文明史？

       中新社沈阳4月13日电 题：瘟疫如何影响人类文明史？

　　——专访北京外国语大学特聘教授、沈阳故宫博物院前院长武斌

　　中新社记者 王景巍

　　瘟疫，始终与人类文明相伴而生。与瘟疫共生共存，是人类社会发展至今的真实历史。瘟疫如何产生？为何说瘟疫是一种“文明病”？历史上人类如何应对瘟疫？它又给人类文明带来哪些影响与启示？

　　历史文化学者、北京外国语大学特聘教授、沈阳故宫博物院前院长武斌，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就此作出深入解读。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瘟疫如何产生？为何说人类文明史是一部疫病的历史？

　　武斌：瘟疫的产生和蔓延，很多情况下都与人类的生存方式和生存状态有关，与一定的物质环境和社会环境有关。

　　一般而言，瘟疫是传染病，但并非所有的传染病都被称为瘟疫。被称为瘟疫的传染病主要有四大特点：一是暴发突然；二是传播广泛；三是致死率高；四是恐怖性强。

　　人类历史上，瘟疫时常出现。中国古代文献中，几乎每隔三五年就有瘟疫的记载。有小规模、局部地区的，也有大规模、蔓延全国的，文献上叫“大疫”。在3000年左右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中，这样的“大疫”共发生了几十次。

　　瘟疫是“聚集性”疾病，需要一定数量的人口聚集，以作为其流行泛滥的基本条件。人口越密集，瘟疫传播越快，病毒病菌得以一代代存活。这也说明了为何越到历史的晚近时代，瘟疫出现得越频繁，造成的危害也越大。

　　在原始社会，即使曾有瘟疫出现，也已是原始时代的晚期，人类开始从狩猎阶段进入农业社会，离文明社会的门槛不远，已具备瘟疫传播所必备的人口密度条件。

　　步入农业社会，人口进一步集中，并在此后的几千年里形成了更大规模、更加稠密的人口聚集。与狩猎生活方式相比，农业社会的人口密集程度在10倍甚至100倍以上。而与农业生活方式相比，城市的人口密度更是上百倍地增加。

　　瘟疫产生的另一个条件是人口的流动和迁徙。人类跨地区迁徙，灌溉农业的出现，城市的兴起，商队、商船活动，以及战争、朝圣等行为，都促使瘟疫从一个疾病圈向另一个疾病圈传播。而随着世界贸易的发展，某地发生的一场瘟疫更可能迅速超出国界范围，成为全人类的灾难。

　　近代欧洲殖民主义的扩张，曾把瘟疫范围扩大至全球。欧洲殖民主义者进入美洲大陆，带去的天花等致命微生物导致空前的印第安人灭绝；被称作“史上最致命瘟疫”的1918年“西班牙流感”，缘起于美国士兵。可以说，瘟疫是一种“文明病”，随着人类社会发展而“发展变化”。

　　中新社记者：瘟疫对人类社会影响几何？为何说瘟疫深刻参与和影响了人类文明进程？

　　武斌：瑞典病理学家福克·汉斯肯说过，人类的历史即其疾病的历史。疾病或瘟疫大流行，伴随着人类文明进程而来，并对人类文明产生深刻和全面的影响，它往往比战争、革命、暴动来得还要剧烈，因为它直接打击了文明的核心和所有生产力要素中最根本的部分——人类本身。

　　世界历史进程中的许多关键时刻，因瘟疫引发了意想不到的变化。如有历史学家认为，正是雅典的大瘟疫决定了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形势，使雅典败在斯巴达手下，导致辉煌一时的古希腊文明衰落，进而结束了人类文明史上的古希腊文明阶段。

　　对于古罗马的兴衰，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曾从政治、经济、文化、习俗、军事等多方面进行探讨，提出种种猜测和假说。虽然这个大帝国的衰亡绝非朝夕之事，也并非由某一因素造成，但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影响就是瘟疫。马可·奥勒留时期的大瘟疫，导致其去世后长达一个世纪的社会危机和动荡，为帝国走向衰落埋下伏笔。

　　同样，在东罗马帝国，查士丁尼极力恢复昔日罗马帝国的荣誉与疆土，也为此付出巨大努力。但在一系列天灾人祸的打击下，他的梦想仅止于梦想阶段。其中被诸多史学家公认为最具破坏性的事件，就是全面暴发于公元542年的大瘟疫——查士丁尼瘟疫。

　　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在其《罗马帝国衰亡史》中分析，“战争、瘟疫和饥馑这三重灾祸同时降临在查士丁尼的臣民头上；人口数量明显地减少成了他统治时期一个极大的污点，这种人口减少的情况，在地球的某些最美好的地方至今也并未完全恢复。”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琼斯在其《晚期罗马帝国史》论及查士丁尼时代史的部分也指出：“可能这个时期对帝国影响最严重的灾难是鼠疫。”

　　在近代欧洲殖民主义的扩张中，瘟疫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助纣为虐”的作用。西班牙殖民者只有为数不多的几百人，就彻底征服了阿兹特克和印加两大帝国。不久，印第安人几乎陷入种族灭绝的境地。在殖民者带到新大陆的病菌面前，土著人不堪一击。

　　这个事件之后，新大陆的土著人大批死亡，又造成了劳动人口极度短缺。殖民者便从非洲掠夺黑人奴隶贩卖到美洲大陆，因此有了17、18世纪的黑奴贸易。这种罪恶的贩卖黑奴制度一直持续了两个多世纪。而导致这一制度的直接原因之一，就是瘟疫泛滥造成美洲土著人几近灭绝。

　　中新社记者：您曾说过，“瘟疫对人类而言，是一场灾难。但是因为经历了这场灾难，会促使仍然活着的人有一些思考和探索。”瘟疫带来哪些积极作用或启示？

　　武斌：黑格尔曾说，“恶”也成为推动历史前进的力量。客观上，瘟疫对人类社会发展进步起到一定积极作用。

　　首先，瘟疫是引发社会变革的重要因素。14世纪的黑死病几乎夺去了欧洲四分之一人口，造成劳动力急剧减少，经济凋零，城市败落和土地荒芜。但它也带来社会财富特别是土地的重新分配，社会阶层结构随之发生显著变动和重组。

　　由于疫后经济重建需要大量劳动力，劳动力供求关系变化促使劳动者普遍要求增加工资收入。而封建贵族无法满足这种要求，反而采取限制和镇压劳动者措施，导致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激化，进而引发农民和城市劳动者的多次起义。这些起义，对欧洲中世纪末期的社会变革起了推动作用，拉开了欧洲从中世纪向近代资本主义迈进的序幕。

　　其次，大规模瘟疫的暴发流行，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的思想文化。在科学发展落后和人类知识欠缺的时代，人们对瘟疫的认识和防治方法有限，突然降临的灾难易造成普遍的心理恐慌。于是，各种超自然、神秘的预言和许诺给人以心理慰藉，从而使宗教迅速发展。例如“查士丁尼瘟疫”之后，基督教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扩张，各地修道院获得大规模发展，基督教神学在意识形态上的统治地位得以确立。

　　同样是一场大瘟疫，14世纪黑死病的肆虐则促使人们进一步思考人的生命价值。人们的思想逐渐摆脱神学束缚，人文主义思想开始萌芽发展，揭开了文艺复兴运动的序幕，并进一步摆脱基督教神权统治，向高扬人的理性的启蒙时代过渡。

　　最后，瘟疫加速了人们生活方式的变化。19世纪初的霍乱，直接推动了欧洲乃至世界范围的公共卫生运动。今天人类社会的城市供排水系统、城市垃圾处理方式、住房卫生标准设计等，都由此开创。因此，霍乱被称为“伟大的卫生革新家”。

　　瘟疫的流行，让人类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但它并没有摧毁人类社会。在每一次对抗瘟疫的阶段性胜利中，人类也抓住了文明发展的机会。

　　最初，人们对瘟疫只有恐惧和无奈，只能靠祈祷寻求慰藉，祈求噩梦过去。此后，人们逐步认识到瘟疫的传染性，并开始采取隔离等科学有效的应对方法。随着近代科学的发展，人类又发明了抗生素、疫苗等“武器”对抗瘟疫。

　　人性是脆弱的，也是坚强的；是渺小的，也是伟大的；是怯懦的，也是勇敢的。在对抗瘟疫的战斗中，终归是勇敢战胜了怯懦，伟大遮蔽了渺小，因此才有了人性的光辉、文明的进步。

　　人类与瘟疫的较量从未终止，面对复杂多变的环境及新型传染病，人类与瘟疫的斗争还在继续。持久的战斗中，人类的力量和智慧不断提升，更重要的是，人类永远有为生存而战的巨大勇气。

　　受访者简介

　　武斌，历史文化学者、研究员，现为北京外国语大学长青学者、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特聘教授。曾任辽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沈阳故宫博物院院长，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副会长、辽宁省文联副主席等。主要从事中国文化史和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已出版著作数十种，近年出版的主要有：《沈阳故宫四百年——一部叙事体的文化史记》《丝绸之路全史》《文明的力量——中华文明的世界影响力》《中华传统文化传承史纲》《新编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史》《中华文明养成记》《瘟疫与人类文明的进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