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五性｜韩星：“和平性”为何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

      中新社北京8月6日电 题：“和平性”为何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

　　作者：韩星（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

　　编者按：

　　今年6月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

　　8月2日起，中新社“东西问”专栏特别推出“五性”系列策划，邀请海内外知名专家学者，深入解读阐释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该系列共五篇，一天一篇。敬请垂注。

　　中华文明历史悠久，博大精深，形成了诸多有别于世界上其他文明的基本特征，其中最突出的是和平性。这种和平性如何形成？基本内涵有哪些？

　　中华文明至少有五千年历史，和平性的形成源远流长。黄帝是中华文明“人文初祖”，其宽厚仁慈，以德服人，尽量不用武力。从黄帝大臣仓颉造字就可看出。《汉书·武五子传》赞曰：“是以仓颉作书，‘止’‘戈’为‘武’。圣人以武禁暴整乱，止息兵戈，非以为残而兴纵之也。”仓颉造“武”字，本意为禁暴整乱，止息兵戈。黄帝与炎帝和蚩尤的战争是在不得已情况下以战止战。史载蚩尤作乱，黄帝曾用仁义去感化蚩尤。“黄帝以仁义，不能禁止蚩尤。”(《太平御览》卷七九引《龙鱼河图》)黄帝不得已用武力与蚩尤战，使得炎帝、黄帝与蚩尤三大部落联盟得以融合，黄帝“施惠承天，一道修德，惟仁是行，宇内和平”(《韩诗外传》卷八)，天下大治。

　　尧舜之治是中华文明的理想之治。尧“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尚书·尧典》)。舜在平治天下的过程中也尽量修德行教，不用武力。《韩非子·五蠹》载：“当舜之时，有苗不服，禹将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执干戚舞，有苗乃服。”尧舜造就了后世向往的“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理想治世。

　　中华文明的和平性主要是以儒家的和平观为价值理念，以“和合”为核心价值，追求天下“太平”的理想目标，基本内涵有以下几点：

　　在宇宙观上，儒家以“保合太和”为最高境界。《周易·乾卦·彖传》说：“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天道的大化流行，使万物各得其所，各随其性，保持这种完满的和谐，万物就能顺利地发展。北宋张载在此基础上提出“太和所谓道”，把宇宙本源的、最高的和谐状态称为“太和”，并把“太和”提高到宇宙间最高的“道”。

　　在人与自然关系上，儒家讲“天人合一”“民胞物与”“万物一体”。“天人合一”是“天地人一体”的简化，认为人类与天地及万物是一个有生命的整体，即天地万物不是自然地堆积在一起，不是机械地组合在一体，而是无数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生命体连接共生、感应贯通的有机整体。《孟子·公孙丑下》有句名言：“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汉代董仲舒《春秋繁露·立元神》说：“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天生之以孝悌，地养之以衣食，人成之以礼乐。三者相为手足，合以成体，不可一无也。”意即天地人是一个相互联系、共生共养、和谐一体的生命系统，任何一部分都不可或缺。张载《西铭》提出了“民胞物与”，宋儒提出了“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

　　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儒家讲“和为贵”“和以处众”“仇必和而解”。孔子学生有子提出“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礼是儒家处理人与人社会关系的基本规范，应用时以实现和谐为最高境界。宋代诗人林逋在《省心录》中说：“和以处众，宽以接下，恕以待人，君子人也。”为人处世贵在“和、宽、恕”三字，而宽、恕都取决于和，以和为归宿。北宋张载在《正蒙·太和篇》提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世间万事万物包括人都会有对、有仇，如何化解？他提出了“和而解”的主张。

　　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儒家提出群己和谐，强调人的社会性，而社会则靠伦理维持。《论语·微子》载孔子听了子路复述隐士长沮、桀溺的说话后感叹道：“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他批评隐士逃离人类社会，与鸟兽同群，掩没了人的社会性。孟子认为作为社会的人要讲五伦，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这五个方面是人类社会的基本伦理关系，以维持人类社会生活和谐，是人与动物界的本质差异。

　　在国家、民族关系上，儒家讲“协和万邦”“亲仁善邻”，追求“万国咸宁”的理想。《尚书·尧典》中说尧能够“协和万邦”，使众多邦国和谐相处。《论语·里仁》载子曰：“德不孤，必有邻。”以德为邻，而不是以邻为壑。《左传·隐公六年》载“亲仁善邻，国之宝也”，提出相邻国家之间和平相处之道。《周易·乾卦·彖传》提出“万国咸宁”，天下所有国家都繁荣昌盛，人民安居乐业。

　　在人的修养上，儒家讲心平气和，仁者寿。《论语·雍也》中孔子提出“仁者寿”。董仲舒在《春秋繁露·循天之道》中解释说：“仁人之所以多寿者，外无贪而内清净，心和平而不失中正，取天地之美，以养其身，是其且多且治。”“能以中和理天下者，其德大盛；能以中和养其身者，其寿极命。”仁者没有贪欲，内心清净平和而中正，因而多寿，强调以中和之道养生，就能够长寿。

　　在家庭上，讲“家和万事兴”，在商业上讲“和气生财”。中华文明重视家庭，家庭主要由父子、夫妇、兄弟三重伦理关系组成，夫义妇顺、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是家庭伦理规范，目的是实现家庭和睦。《礼记·礼运》云：“父子笃，兄弟睦，夫妇和，家之肥也。”父子相互笃爱，兄弟和睦相处，夫妇琴瑟和好，才能实现家庭美满幸福。《增广贤文》载“一家之计在于和”，家庭和睦，万事兴旺发达，这个家庭才会充满幸福感，才会是一个温暖的港湾。中国人经商讲究“和气待人，童叟无欺”，这样做生意才能不断赢得顾客，财源广进，发展壮大。

　　除了儒家，其他各家各派也有类似的和平观，如道家认为“兵者不祥之器”(《道德经》第31章)，倡导卑下不争，以慈、俭、不敢为天下先为“三宝”；墨家主张“兼相爱，交相利”，反对战争，主张“非攻”；兵家提出“慎战”，指出“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孙子兵法》)，“国虽大，好战必亡”(《司马法·仁本》)；佛教反对杀生，主张净化人的心灵，从人心的和平做起，强调无我、慈悲、尊重、和平的教义。

　　中华民族历来是爱好和平的民族，孔子不主张对外侵略和征服，尚德不尚兵，主张以德服人、以文化人，提出“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论语·季氏》)，远方的人若不归服，就可以发扬文治教化吸引他们过来。在中国历史上，中华民族善于“化干戈为玉帛”，对外国多采取守势而不是攻势，修建万里长城就是最好的证明。历代王朝建立之后统治者往往都采取偃武修文的国策，“归马于华山之阳，放牛于桃林之野”(《尚书·武成》)，有的朝代就会出现天下太平，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人民安居乐业的盛世。

　　中华文明的和平性赢得了外国学者的赞誉。日本思想家池田大作说：“与其说中国人是有对外推行征服主义野心的民族，不如说是在本质上希望本国和平与安泰的稳健主义者。实际上，只要不首先侵犯中国，中国是从不先发制人的。近代以来，鸦片战争、中日战争、朝鲜战争以及迄今和中国有关的战争，无论哪一次都可以叫做自卫战争。”英国哲学家罗素也说过：“中华帝国延续至今，并非依靠军事，而靠的是其幅员辽阔，物产丰富。”“如果在世界上有‘骄傲到不屑打仗’的民族，那就是中国。中国人天生宽容而友爱、以礼待人，希望别人也投桃报李。只要中国人愿意，他们可以成为天下最强大的国家。但是，他们所追求的只是自由，而不是支配。”和平发展是中华文明五千年一脉相承，没有断裂，没有转移的一个重要原因。今天，在中华民族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和平性是一份珍贵的文明遗产，越来越凸显其普遍意义和现代价值，需要我们传承发展，发扬光大。

 

【受访者简介】

　　韩星，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国际儒联理事，中华孔子学会常务理事兼董仲舒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实学研究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