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丨赵轶峰：科学之外，为何仍需历史理性引导未来？

      中新社长春8月24日电 题：科学之外，为何仍需历史理性引导未来？

　　作者：赵轶峰（东北师范大学亚洲文明研究院院长、教授）

　　大约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这段时间，被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Karl Theodor Jaspers)等学者认为是人类文明史上的“轴心时代”。在此时期，世界若干主要文明——包括中华文明、古希腊文明、古印度文明——实现了理性觉醒。时至今日，轴心时代的这种觉醒仍深刻影响世界。

　　由于轴心时代各文明所发生的理性觉醒各不相同，其后来的发展路径也不同，历史意识和历史学的差异就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审视这种差异，可帮助人们理解不同文明中人们思考取径的异同，也可帮助人们甄别传统文化中，可能指引人类更明智地面对当下和未来的一些文化资源。

　　历史理性的特征与脉络

　　轴心时代的人类觉醒，在各大文明都是独立发生而不是从一个中心散开的，因而各有理路。这是后来世界文化多样性的重要基础。然而，各文明在轴心时代的觉醒究竟由怎样的要素构成，如何引导了各自后来的文化和历史演变？雅斯贝尔斯并未详细解说。中国历史学家刘家和先生就此研究指出，中国在轴心时代的文化觉醒突出了“历史理性”，同时期的欧洲文化则突出了“逻辑理性”。历史理性指通过以往经验探究事物之所以然的自觉；逻辑理性指运用逻辑对事物本质进行定义和推论、探究事物之所以然的自觉。这两种方式会展开为不同的思维倾向、潜力和局限。

　　在中国传统中，历史学充盈于一切知识中，历史记载与编纂是国家政治运行的重要维度之一，历史书写很早就发展为一门成熟的学问，历史学家也很早就职业化，其在朝者待遇荣崇，在野者也得到普遍尊重。在西方传统中，历史思维从属于逻辑思维，历史书写基本是个人业余之事，历史学长期不能跻身合法知识体系。因而，美国历史哲学家海登·怀特(Hayden White)说，在19世纪初期之前“历史是什么人都可以写的东西”。这样的判断适合欧洲，却不适合中国。

　　身处轴心时代的孔子，对当时的历史典籍加以整理，通过编辑史书把个人伦理、政治理念、历史诠释融汇贯通，使历史理性与道德理性紧密结合，由此整合了中华文明的古典精神，也奠定了中国历史学经世致用的传统。所以后人感叹：“昔夫子修《春秋》，别是非，申黜陟，而贼臣逆子惧。”在这种意义上，司马迁是孔子的继承者，他著《史记》，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那不仅是个人的雄心，更是历史理性的诉求。

　　这种取向一直体现在中国文化中。明代思想家王守仁称：“以事言谓之史，以道言谓之经。事即道，道即事。《春秋》亦经，五经亦史。”历史学以“载道”为本，故与古代政典一体而不能分割。由此可知，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从往事中求证道理的历史意识是一以贯之的。

　　逻辑理性与科学主义

　　西方早有历史学，但是因为逻辑理性占主导地位，历史著作不受推崇。英国历史哲学家柯林伍德(Robin G.　Collingwood)在他的《历史的观念》中就指出，欧洲古典时代有一种“本质主义”的倾向，而这种倾向是“反历史”的。雅斯贝尔斯也有类似看法：“相形之下希腊科学并不钟爱真实事物，观念、类型、形式和前世知识引导它们偶然选择了其攻击点，这使它们忽略了大量的真实。这也适用于它们对经验对象和希波克拉底许多著作的轻视态度。”注重“观念、类型、形式和前世知识”便于发展形而上学，而“忽略了大量的真实”则导致对人类具体经验的轻视。

　　欧洲古典时代的历史学有其独到的成就，但没有成为认识事物的根本途径；在中世纪，历史学又受神学支配；及至现代世界观展开、历史意识充分觉醒，历史学的意义才真正提升，但其在所有学科中确立合法知识的地位，仍需通过把历史学归为“科学”才能实现。因此，西方主导的现代历史学的所有论证，都需要依托科学和哲学。

　　过度的科学主义化，是欧洲19世纪历史学主要成就与局限的共同根源。20世纪以来西方史学理论界对19世纪欧洲史学多有批判，被诟病最多的“线性历史思维”“客观主义”等，都是针对历史学过度科学化的。这种批评本是合理的，然而发展到晚近，却走到矫枉过正的地步。所谓“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不承认历史的客观性，对历史认知的可能性也多有怀疑，宣称历史学已发生“语言学转向”，即从关于经验事实的研究转向了关于历史学家书写及其话语策略的研究。“语言学转向”之后，又不断有新的“转向”被推出，仿佛历史学没有根基。这类说法的深层根源，在于对历史学作为合法知识的资格始终犹疑，在于历史学在欧洲文化传统中长期作为附庸，而历史理性未能充分彰显。

　　逻辑理性在人类文明史上贡献卓著。科学史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认为，现代科学从古代科学基础上突破的必要条件之一是机械论宇宙观。逻辑理性其实是这种机械论宇宙观的基础。现代科学推动了社会进步，全人类皆受其惠，同时也一度带来人对自身与自然界关系的错觉。工业文明时代，人们过分强调经济发展的重要性，片面地把自然当作征服的对象，到了环境严重污染、人所创造出来的非自然物严重威胁人类整体生存的时候，才意识到那种世界观的局限。

　　当下人类仍需历史理性

　　解决人类面临的事关生存的基本问题的方案在哪里？这肯定是极其复杂、必有争论的，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去思考。我认为，在当下的语境中可以指出，全凭逻辑理性是不行的。

　　比如，对于人类持久的和平问题，康德和黑格尔都曾在理性的范畴内进行过努力，但终究没有成功。如果我们看到人类文明进入了发展主义导致的失速状态，就应该意识到，必须要对支撑起现代社会发展的总逻辑进行历史性反思。逻辑理性最大的局限就是历史意识淡漠。逻辑理性可以不设边界，但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只有一个，它并不是无限的，也不是永恒的，必须回到历史中重新评估人类生存的经验，重新衡量发展的意义，并在此基础上思考人类的未来。

　　后现代主义是人们对现代主义思潮进行深刻反省的重要成果，对反省现代历史经验有重要意义。但后现代主义历史学是另外一种思潮，它并没有一般后现代主义思想家那种关注人类生存的情怀，却偏重在历史著述的表现效果方向发力，猛烈抨击历史客观性，直至把对历史经验的思考推入不可能，把历史学推向“话语游戏”。需要注意到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历史学的这种差别。

　　现代社会的失速主要是沿着逻辑理性发展的结果，我认为，应对当下困境，思路要扩展一些，尤其是要认真思考历史理性能够提供哪些启示。中国古代没有完善的形式逻辑思想，倾向于在历史经验中寻找社会事务运行的原理，这与中国古人的有机论世界观相辅相成。中国哲学提倡“道法自然”“天人合一”，强调人与天地万物息息相关。这些都不能用逻辑来证明，但来自长期的历史经验，背后包含一种智慧，至少作为一种价值观或生存态度，可以平衡发展主义的决绝——发展毕竟不能以放弃生存为代价。实际上，科学史家李约瑟也认为，在机械论世界观发挥其作用之后，人类就进入了有机论世界观的时代。

　　无论是逻辑理性还是历史理性，均有长处与不足，摒弃任何一方都有可能走向极端。我们需要站在人类命运的基点上来思考，在这个基点上，在逻辑理性和历史理性之间保持一种均衡，是可取的。

 

【作者简介】

　　赵轶峰，中国明清史、史学理论研究学者，现任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亚洲文明研究院院长，东北师大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委员会委员，《古代文明》杂志执行主编，中国明史学会特邀顾问，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客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