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六观｜何中华：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观”特在何处？

      【编者按】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此前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生态观等及其伟大实践，是对世界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中国式现代化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独立自主迈向现代化树立了典范，为其提供了全新选择。

　　中新社“东西问”专栏特别推出系列策划，邀请知名专家学者，深入解读阐释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六观”。
 

　　中新社北京8月31日电 题：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观”特在何处？

　　——专访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何中华

　　作者 崔白露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何中华近日在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时表示，世界上并不存在唯一的现代化模式，每个国家的具体国情不同，决定了其现代化道路和模式有各自特点，彼此存在种种差别。通过选择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实现了现代化；而中国特有的文化及其传统，也使中国式现代化带有浓厚的中国特色。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现代化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不同国家和民族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过程各有特点。中国对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同西方现代化历程相比，主要有何异同？

　　何中华：回眸历史，中华民族对现代化的追求和探索，可谓经历了漫长而艰辛的过程。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现代化的重心实现了由经济、政治、文化的依次更替。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才使中华民族实现了由“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历史性跨越。这个过程，也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

　　世界上并不存在唯一的现代化模式。每个国家的具体国情不同，决定了其现代化道路和模式有各自特点，彼此存在种种差别，英、法、德等国走向现代化的路径也不同。

　　作为东方大国，中国带有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特征。因此，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也打上了独特烙印。例如，基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特殊性，中国并未像西欧各国那样经过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而是走了一条马克思晚年提出的“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道路。通过选择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实现了现代化。

　　当然，马克思当年的设想，还有一个附加条件，即必须移植来自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的成果”。新中国成立后经历了前后两个“30年”。如果说前一个“30年”完成的主要是“跨越”，那么后一个“30年”完成的则主要是“移植”。只有它们相互补充，才能构成完整的历史跨越。

　　另外，中国特有的文化及其传统，也使中国式现代化带有浓厚的中国特色，不像西方现代化那样靠殖民掠夺取得成功，而是走了一条和平发展、内源性增长的道路。中华民族自古就有“天下为公”的观念，没有殖民传统。正如钱穆先生所述，不能把历史上的中国称作“帝国”，否则就是一种误用。几千年来，中国的版图并没有扩大；而西方殖民统治者在20世纪初就已将整个世界瓜分完毕。这无疑是一个鲜明对比。中国的存在和发展，依靠的是自身固有的和平力量。历史上如此，未来同样如此。

　　中新社记者：中共二十大报告指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如何理解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逻辑？

　　何中华：我认为大致可以从三方面来理解。

　　首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世界市场的开辟，“使东方从属于西方”。正是源自西方、波及世界的现代化浪潮，使中国陷入这种“从属”地位，沦为被动挨打的半殖民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愿景，一方面暗示了历史上曾经的巅峰状态，另一方面也意味着近代以来的落伍。实现这一愿景，无法回避对现代化的选择。

　　从历史的长时段看，不难发现中国的这种“从属”性，是由中国社会在世界现代化潮流中的“落伍”和“滞后”造成的。因此，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彻底摆脱这种被动的“宾格”角色，只有通过现代化。在一个全球化时代，中华民族若要重返世界舞台的中心，就只能凭借自身现代化，融入世界民族之林。

　　其次，中国式现代化是全方位的现代化，既包括物质层面，也包括精神层面；既包括整个社会的转型，也包括人本身的全面现代化，如人的智力和体力，人的科学文化知识和道德素质乃至价值观念的全面提升。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意味着文化的复兴。这里的“文化”是广义的，包括经济、政治和狭义的文化亦即精神层面。因此，必须坚定不移地走中国式现代化之路。

　　再次，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已经并将继续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即增强硬实力。离开了中国式现代化，中国不可能成为世界上的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也难以大幅提升。经过现代化的发展，中国不仅摆脱绝对贫困，实现了“小康”，并成为世界无法忽视的存在。文化软实力最大限度地发挥其作用，有赖于硬实力的支撑。

　　中新社记者：社会形态理论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唯物史观观之，如何理解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

　　何中华：中国式现代化，本质上走的是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路，这正是它区别于西方式现代化的根本标志之一。

　　按照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社会主义之所以必然代替资本主义，归根到底就在于前者比后者释放和创造出更大的物质生产力，为人的历史解放奠定坚实基础。要实现这一点，具体路径在于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同时，它又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即立足于中国具体国情和古老传统文化，使现代化获得了“民族形式”。这一内涵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建构昭示了现实的可能性。因为它所建构的是异于西方式现代化的文明形态，具备特有优势，熔铸了中国智慧和中国经验，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模式。

　　人类文明新形态之“新”，就在于它不是资本主义的现代化，而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不是西方式的现代化，而是中国式的现代化。它所包含的物质文明、制度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不仅蕴含现代文明的一般规定性，还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从而使中国获得对现代性负面效应的一种免疫性预防机制。例如，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理念，有助于当代人改造现代技术，矫正其戡天役物的取向，在技术层面寻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和统一，最大限度地规避环境危机带来的生存困境。再如，中国古代的“以义制利”理念，也有利于遏制人在利益追求中陷入无度和贪婪，从而优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为重建社会信任提供助益，如此等等。

　　中新社记者：人类社会发展进程曲折起伏，从世界范围来看，如何实现现代化是各民族各国家面临的普遍问题。中国的现代化经验，能为其他国家提供借鉴吗？

　　何中华：从世界范围来看，现代化依旧是一个不可遏止和逆转的历史趋势。作为马克思当年所谓的“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之结果，全球化仍然是当今时代的一个基本历史事实，塑造着当今时代人类的基本生存方式。尽管存在所谓“反全球化”或“逆全球化”潮流，但它并未从根本上动摇全球化的格局；文化观念层面上所谓“后现代”思潮，对人的实际生存层面尚未构成实质影响。

　　应该说，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取得的历史性成功，无论是对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带有某种借鉴价值和启示意义。譬如，中国式现代化是通过和平发展而非“零和博弈”式的剥夺来实现的，这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重新思考和定位彼此关系，提供了深刻启示。如何由“零和博弈”走向“正和博弈”，已成为关乎人类未来命运的紧迫问题，也是考验当代人类智慧的一个重大问题。

　　此外，在一定意义上，“后发展”既是劣势又是优势。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发展滞后使其不可避免地要忍受落后带来的困扰，如发达国家的重重“挤兑”、生态环境压力的格外增强、发展机会的日趋匮乏、因“补课”和追赶带来的“落后的焦虑”等。但如果辩证地看，危机也是契机。在积极意义方面，后发展国家有机会借鉴发达国家走过的路，汲取其经验教训，可能少走弯路，避免重蹈覆辙。发展中国家不可能通过转移历史的代价来实现现代化，所以只能在一个给定的、极其逼仄而苛刻的条件下实现。在这些方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所取得的成功经验，无疑可以提供某种参考和启迪。

 

【受访者简介】

　　何中华，山东莒南人，现为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社会发展理论。在《哲学研究》《哲学动态》《文史哲》等刊物发表论文300多篇，出版《哲学：走向本体澄明之境》《重读马克思：一种哲学观的当代诠释》《历史地思：马克思哲学新诠》《社会发展与现代性批判》《马克思与孔夫子：一个历史的相遇》等著作。论文被《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等刊物转(译)载，在学界有较大反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