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丨张生：对南京大屠杀史的研究有何新方向？

        中新社北京12月13日电 题：张生：对南京大屠杀史的研究有何新方向？

　　作者 刘洋

　　2023年12月13日是第十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从1963年南京大学日本史小组编著的《日寇在南京的大屠杀》开始，中国学界对南京大屠杀史的研究已经走过了一个甲子年。南京大屠杀史的研究发展历程是怎样的？有何新的方向？为何说南京大屠杀是国际性议题？近日，南京大学历史学院院长、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会长张生接受了中新社“东西问”专访。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有关南京大屠杀史的研究发展历程是怎样的？

　　张生：中国的南京大屠杀史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当时美国重新武装日本，建立美日同盟。以高兴祖、胡允恭为代表的南京大学老师和同学展开研究并撰写《日寇在南京的大屠杀》一书，告诫日本不要再走军国主义老路。这本书对南京大屠杀的研究分为谋杀、强奸、抢劫、纵火四个部分，形成了关于这段历史研究的基本架构。

　　日本民间组织“中国归还者联络会”部分成员到南京访问时，南京市政府外事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向他们介绍了这本书。这些人在了解到南京大屠杀的历史后非常震惊，回到日本后将这段历史转述给早稻田大学学者新岛淳良等学界人士，向日本国内传播了南京大屠杀的基本事实。20世纪60年代，日本学者洞富雄发表了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学术论文，后又出版了《南京大屠杀》，其定本成为战后日本史学界关于南京大屠杀系统研究的第一部专著。

　　因此，《日寇在南京的大屠杀》一书对中国学者和日本学界来讲都是具有“原典”意义的，是最初的研究范本。但由于种种因素，这本书并未公开出版，仅做内部交流使用。1979年，高兴祖在这本书中加入了对日本右派思想的批驳。1985年，高兴祖出版了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专著《日军侵华暴行——南京大屠杀》并公开发行。

　　20世纪80年代初，日本右翼势力否定侵略历史，激起整个东亚社会强烈反对。一是日本文部省试图将历史教科书中的“侵略”中国和东南亚改为“进入”中国和东南亚，菲律宾、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都对日本提出了严正抗议。二是南京大屠杀主犯松井石根的秘书田中正明在书中断然否认南京大屠杀历史，称南京大屠杀是中国人夸张虚构出来的。这两件事对中国学界影响非常大，南京大屠杀的研究因此形成了第一个高潮。学者们开始搜集史料，来证实这段历史。

　　2000年左右，张宪文等教授带着我们这些学生加入了中国社科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的项目，去往世界各地搜集南京大屠杀相关资料。整个过程中，我们发现，从亚洲到欧洲、美洲许多国家都有规模不等的资料，其中资料最多的是美国和德国。

　　美国掌握的资料分为三个方面。在日军占领南京时，美国派出了4名战地记者到前方报道，这些报道都发表在了美国的报纸上。另一方面是美国外交官，他们1938年1月6日返回南京时，带来了配备发电机的电台。当时在南京的外国侨民没有通讯工具，无法向外发送消息。美国外交官带来的电台将发生在南京的各类消息发了出去，为美国政府在战后对松井石根进行审判时提供了不少官方记载，是非常关键的证据。此外，南京还有14位美国侨民，他们掌握了很多一手资料，这些证据都被保存在美国国家档案馆、美国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和其他一些大学的机构里。

　　其他外国的侨民也做了数量不同的记载。当时德国的外交官乔治·罗森对中国人民的遭遇很是同情，做了大量的记载。其报告在1991年时登上了中国的《抗日战争研究》杂志。20世纪90年代中期，《拉贝日记》面世，与《罗森报告》契合。英国《曼彻斯特卫报》记者田伯烈(Harold John Timperley)根据国际安全区美国传教士的书信、日记等文书写成的《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是东京审判起诉方的重要证据。这本书在纽约和伦敦同时出版30万册。

　　南京大屠杀的相关材料包含英文、德文、法文、瑞典文、俄文等，在国际范围内形成了关于这段历史的证据链条。这些资料最终被编纂成72卷本的《南京大屠杀史料集》。

　　在掌握了这些资料之后，对南京大屠杀的研究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首先，大的历史资料遗漏不存在了。其次，对南京大屠杀的研究从对“有无”的论证，转变成它是何种性质的问题，应当结合哪些跨学科方法、从哪些角度来挖掘这段历史的深层含义，怎样把其作为全世界关于战争与和平的重要记忆的一个事件来看待。

　　中新社记者：日本右翼势力常用哪些说辞来否认这段历史？为何站不住脚？

　　张生：日本右翼势力的说辞很多。我们搜集大量资料后发现，他们的谬论主要来自于当年中国“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以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战犯们、尤其松井石根及其律师的辩护说辞。

　　右翼分子最开始声称他们并不知道有南京大屠杀这件事。但日方所掌握的官兵日记、军方文件和当时的各种出版物中，相当一部分资料证明了日本政府内部实际上讨论了南京大屠杀相关事宜。例如日军第十六师团团长中岛今朝吾的日记记载了其“不留俘虏”政策；美国国家档案馆保留的日军日记显示，日军在进军到常州时就已经接到屠杀令。这些资料中还包括很多行凶的照片。当时的日本官兵甚至将照片寄回给亲人朋友，一些部队则将照片印刷成册出售。

　　另有一些右翼分子说，有很多照片可以作证日军在占领南京的时候当地秩序很好，比如南京街头日本士兵排队去买包子、给中国的小朋友们发糖、背着中国老奶奶过马路等。但这些照片都是日本军方特务机构从难民营里抽人摆拍完成的，以掩盖罪行。当时南京的外国人士早已记录在案。

　　还有一些人质疑伤亡数字。但随着我们掌握的资料愈加全面，这些谬论便不攻自破了。

　　中新社记者：在推动国际社会正视这段历史的过程中，华侨华人作出了哪些努力和贡献？

　　张生：华侨华人在这方面的贡献不容小觑。在美华人于1992年成立了抗日战争史实维护会，并在1994年同世界其他社团在旧金山组成世界抗日战争史实维护联合会。世界抗日战争史实维护会以各种方式来收集和传播南京大屠杀事实，比如举办《拉贝日记》在纽约的新闻发布会、公布美国方面掌握的电报等资料。其中，美国华裔历史学家吴天威著书将联合会掌握的资料与中国的学术界进行分享，极大地拓宽了中国学者的视野。吴天威还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发起建立了海外第一个“日本侵华浩劫纪念馆”，并创办《日本侵华研究》刊物和“日本侵华研究协会”。

　　大家熟知的张纯如1995年到南京采访了孙宅巍、王卫星、杨夏鸣等人后，将其已经掌握的资料结合在中国的发现，用英文撰写了《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The Rape of Nanking: The Forgotten Holocaust of World War II)。当时由于美日同盟的关系，美西方国家对南京大屠杀事件关注热度降了下来，该书的发行使得这段历史再次进入美西方民众的视野。

　　如今，海外的华侨华人仍然是传播这段史实的主力军之一：美国侨领方李邦琴筹建海外首座抗战纪念馆；美国华裔推动旧金山设立慰安妇纪念碑；加拿大华人黄素梅提出的设立南京大屠杀纪念日的动议获安大略省议会通过。很多国家的华人也会组织不同规模的集会来向公众宣讲这段历史。

　　中新社记者：为何说南京大屠杀事件是一起关乎人类战争与和平的共同记忆和遗产？当前对南京大屠杀研究有何新的要求？如何在国际社会上引起更多共鸣？

　　张生：南京大屠杀事件绝不仅仅是中日两国之间的事。日军在东亚和东南亚地区都进行了大规模的屠杀和虐待，例如在新加坡的肃清大屠杀、在菲律宾的巴丹死亡行军和马尼拉大屠杀、在马来西亚山打根死亡行军等等。这些地区的人民和我们一样经历了日本侵略战争造成的痛苦和磨难。我们需要通过南京大屠杀这一典型案例来推动构建跨越国境的历史共识，以史为鉴，防止侵略战争重演。

　　对南京大屠杀的研究已经过了累积性研究的阶段，未来还需结合社会学、心理学、大众传播学、法学等学科方法开展研究，从多学科的视角进行全面的知识生产。在使用跨学科方法进行研究方面，我们目前也做了很多尝试。比如运用社会学和心理学的方法，对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出口和入口人群进行调查访问，研究参观者在参展前后的心理变化；利用数字人文手段，对已发布的相关信息进行抓取，建立数据库，以方便查看和应用。

　　在扩大传播范围和引起共鸣方面，我认为首先还是要坚持对史实的追求；其次使用更多国际语言进行书写和传播，通过文学、音乐、影视作品等多元方式讲述这段历史；再一个是创造有利条件，让对亚洲历史有兴趣的人来到南京看一看相关历史遗存，他们将会有更深的体悟。

　　我们曾邀请在南京救助中国人的国际友好人士后裔来南京，代表他们的祖辈接受南京人民的感谢，并为他们颁发纪念章。这些友好人士的后代看到祖辈在南京的人道主义壮举后，理解了南京大屠杀为何是一起国际性事件。

　　学界在南京大屠杀研究国际化这一方面已经做了不少工作，但还有很大的努力空间，还需要我们探索新视野、新方法。

 

【受访者简介】

　　张生，南京大学历史学院院长、新中国史研究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会长，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常务理事，江苏历史学会副会长。在《求是》等发表学术论文90余篇，出版《南京大屠杀史研究》等著作10余种(含合作)，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专项工程、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基地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等10余项，担任《南京大屠杀史料集》(72卷)副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