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蕴岭：为什么说全球化没有死亡，不存在“修昔底德陷阱”？

       中新社威海10月19日电 题：为什么说全球化没有死亡，不存在“修昔底德陷阱”？

　　作者 文龙杰 杨兵 王娇妮

　　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变局之下既有挑战，也有机遇。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肆虐，为本就充满不确定性的当今世界更添“不确定”，如何探寻纷繁和变乱中的脉络和出路？全球化是否已死？权势转移是否会发生？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山东大学讲席教授、山东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张蕴岭近日就此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张蕴岭曾任第十、十一、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外事委员会委员等职务，其立足中国、放眼世界，给出观察与分析。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您如何看待有人提出的“全球化已死”？

　　张蕴岭：全球化是当今世界发展的典型特征，很少有国家置身事外。近年来，反全球化、逆全球化的声音、势力和行动突然涌现出来。有人认为全球化已死。我认为，全球化并未死亡，而是进入了新的调整期。为什么要调整？因为全球化出现了一些问题。

　　其一，失衡问题，地区失衡、产业结构失衡。相互依赖、对外开放、产业链、供应链有利于分工和参与，有利于经济效益和增长，但是，过度分解和过度外移会导致失衡。如，大量外移会出现产业“空心化”问题，即当产业外移出去后，如果没有新的产业替代，则会导致原有的产业带衰落。产业结构调整和转移是必要的，但需要有产业政策支持，推动新产业发展，填补“空心”。像美国的芝加哥地区，是传统产业的基地，产业转移后没有替补更新，成了衰落的“铁锈地带”，那里的反全球化的声音就大。

　　其二，发展的安全问题。经济学理论认为，供应链越长越好，精细分工提高效率，但疫情一来，出现了断供问题。最先受到冲击的是汽车行业、电子产品，这些行业的产业链最为细化。在这种情况下，企业、政府就开始反思，不能一切都依靠外部。要保障基本供给，要有核心保障，为此，企业、政府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出台相应政策。美国把发展安全问题政治化，开始对中国的供应链参与、高科技参与采取脱钩政策，出现了发展安全的政治化、泛化。这也成为反全球化的依据。对各国来说，从政府、企业，到个人，都必须关注，但是，走向极端也是有害的。

　　其三，财富的“极化”问题。在开放竞争的环境下，大者得势，能者胜出，因此，财富向大者、能者集中。全球化越发展，财富积累的两极化越严重。所以，出现了对全球化的质疑和反对。2008年美国发生次贷危机，出现了反华尔街运动，华尔街代表着全球化的获利者。在欧洲和其他国家，反全球化的势力也剧增。

　　这上述背景下，全球化进入调整期，但开放、分工、供应链等都不会终止，新科技还会助推新的全球化发展。

　　中新社记者：全球化的调整体现在哪些方面？

　　张蕴岭：政策层面，政府会更加重视本国基本必需品的安全供给保障能力，降低重要必需品的对外依赖程度，加大产业回归的支持力度，采取措施限制核心产业流出，如核心科技、国计民生关键产业，甚至可能会在法律法规层面增强限制力度。许多国家都开始制定更为严格的外资审查与批准法规，限制外资进入核心技术领域，严防外资在经济困难的时候以低价购买本国企业。如此看来，以经济安全、社会安全与政治安全为理念的“民族保守主义”将会产生更大的影响。尽管如此，没有一个国家宣称要对外关闭大门，美国也不例外。美国政府考虑更多的是政治，是限制对手的竞争能力，毕竟美国只有依靠世界市场才能利益最大化。

　　经营战略层面，企业将更加重视供应链的安全。为此，可能会缩短供应链环节，力求掌握核心环节，为降低运营成本，会大规模使用机器人等智能化技术。但是，企业特别是大企业，更加重视国际市场的机会，因此不会退缩到国内。相反，它们会利用掌握的新技术构建基于世界市场的大网络，把更多的企业纳入物联网之中。

　　社会层面，公民对政府的诉求压力增大，要求限制外来资本、外来人口流入，保证就业机会，提高社会保障力度等。不过，也有更多的公众依靠更开放的社会、经济、政治环境，获得更大、更好的就业与发展空间。因此，尽管原来的自由主义将失势，但是，全球化与公众利益的关系还是非常密切的，极端的排外主义势力难以得到大多数公众支持。

中新社记者 杨兵 摄

　　中新社记者：全球化未来将呈现何种趋势？

　　张蕴岭：从未来趋势看，全球化理论与舆论转向“有管理的全球化”或“有限制的全球化”。尽管如此，作为全球经济社会运行集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全球化不可能被简单抛弃。作为一个发展的进程，全球化可调、可控、可变，但不可逆，无论是国家、企业，还是社会群体，都不可能全身而退，退缩到封闭的所谓“部落社会”。比如，政府可以支持企业回归，但不可能强制企业回归。在现实中，为数众多的企业是回不去的，特别是那些依赖当地市场与要素资源生存的企业。

　　新冠肺炎疫情总会过去，有关后疫情政策、经营战略与公民意识的思考、讨论、辩论、调整将会继续，而且会持续很长时间，这被称为对“后自由主义”的反思与转变。不过，就一般规律而言，面对肆虐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悲情、悲观、极端的情绪往往会占上风，但疫情过后，回到正常状态，更为平衡、理性与睿智的意志和行动会逐步回归主流。从以往的历史经验看，每次大灾都会给人类提供教训，让人类变得更为理性与富有智慧，推动进步，而不是后退，新冠肺炎疫情也不例外。

　　就全球化发展而言，新一波浪潮已上场，可称之为网络、数字全球化，即以信息化、智能化、数字化技术的发展为推动力，构建物联网，将各个经济社会活动纳入网络之中。事实上，全球化不仅仅是在经济领域，生态、环境、气候变化的联动性也很强，没有哪个国家可以置身事外，政治、国际关系也越来越具有全球性的影响。

　　从大趋势来分析，新型全球化大体有三个突出特点：其一，嵌入人工智能、大数据、大网络技术，构建空间物联网，打破传统国家边界限制，形成空间链接，大网络框架下多要素融合，由此，超越现有的供应链模式，中小公司、个人都被融合到空间网络体系之中。

　　其二，市场开放与均衡发展更好地结合起来，改变自由主义主导下的“唯开放”方式，发达国家更关注全球化下国际财富积累与国内社会经济平衡，各国更关注国家整体安全体系的构建，也就是说，走向更加均衡的全球化。

　　其三，现行的国际机构、合作机制与平台将会以实际发展的需要进行调整，特别是要适应新全球化发展的需要，为新全球化的发展提供支持和便利。

　　中新社记者：中国如何因应未来的全球化趋势？

　　张蕴岭：中国是全球化的受益者。改革开放为中国参与全球化打开了大门，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因此，中国也是全球化的积极推动者和维护者。

　　在保护主义、民粹主义、政治干预主义上升的情况下，中国必须坚持改革开放。自工业化以来，中国第一次在一些方面走在世界前列。无论是从自身发展需要，还是从推动世界经济来说，中国目前都能够在推动世界市场开放、维护全球化大趋势方面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中新社记者：您如何看待所谓“权势转移”？

　　张蕴岭：从世界发展的大趋势来说，权势变局是必然会发生的。历史上，权势是从一个大国转移到另一个大国，也就是替代。但今天的权势转移与过去不同，即权势转移的典型特征不是权势替代，而是权势的分解和分散。

　　今天谈权势转移，涉及的主要是美国，它是唯一的世界超级大国和霸权国家，对世界有支配和掌控影响力。但美国的权势会转移到另一个国家吗？我认为不会。“多向化”的分解与分散是新时代权势转移的一个重要特征，随着多样化发展，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独自掌控未来。联合国等国际和区域组织，覆盖了各个领域，将在管理世界方面发挥重要作用。随着全球事务日趋复杂化，企业、个人、非政府组织等非国家行为体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在一些领域，国家力量无法主导，将依靠跨国公司。

　　如果以新的视角来看待权势转移，也就没有“修昔底德陷阱”了。需要在理论、舆论上建立新的话语体系。从国际变局来说，不能把所有矛头都集中到中美关系。冷战时，苏美对抗确实影响到世界，因为对抗双方形成了两个集团，集团各自都有一个头。现在既没有集团，也没有头。外部世界大多数国家不希望中美发生对抗，不愿意组成集团，更不愿意参与任何一方去对抗，因为既与美国有利益，也与中国有利益。如果仍然以旧的理论视角看待问题，把所有问题都与中美关系挂钩，则根本找不到出路了。因此，今天我们分析世界，一定要有多面的、多层的、多向的视角。

　　对中国而言，需要考虑和平崛起的综合影响，增加自身战略与目标设定的透明度和融合性。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要让他者可以理解和接受，避免引起战略误解与误判。作为一个复兴的大国，中国期待立于世界舞台中央，但届时立于世界舞台中央的不会只有中国，还会有他者，这是新时代权势转移的又一突出特征。

　　【受访者简介】

中新社记者 杨兵 摄

　　张蕴岭，国内外著名国际问题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山东大学讲席教授、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东北亚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获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研究所所长、国际研究学部主任；第十、十一、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外事委员会委员，中国亚太学会会长；主要代表作有《寻求中国与世界的良性互动》，《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我对东亚合作的研究、参与和思考》，《百年大变局：世界与中国》《世界大势-把握新时代变化的脉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