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明怀：为什么说解放西藏是和平解放？

        中新社拉萨6月3日电 题：车明怀：为什么说解放西藏是和平解放？

　　作者 车明怀(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

车明怀。本人供图

　　编者按：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在北京签订，解放西藏终成于和平谈判。究其历程，耐心细致的争取工作是和平解放的主要方面，即使以打促和的昌都战役，也是在和平争取的大方向引导下成功进行的。在整个和平解放西藏的进程中，鲜明地表现出中国共产党、中央政府维护西藏民众利益、依靠为民谋福祉的政策、慎重稳进解决西藏问题的初心。今年正值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中新社特邀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车明怀撰文详解，为什么说解放西藏是和平解放？以史明理，以飨读者。

　　和平解放西藏是中国历史的有效延续

　　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藏民族和国内各民族有着共同的历史渊源。考古证实，早在一万年前，藏、汉、羌等各民族的先民就在甘、青、川、滇、藏等区域共同生活与交流。唐朝对吐蕃实行的和亲、会盟、封授等政策，表明对吐蕃政权已经有了政治上羁縻之因素、经济文化上交流之关系。唐宗室女文成公主嫁到吐蕃，标志着唐蕃间“社稷如一，亲如一家”关系的建立。其后，唐高宗授予松赞干布“驸马都尉”之职，并大赞他的忠心，下令立松赞干布石像，与唐朝其他业绩昭著的王公将相的石像一起置于唐太宗陵旁。

　　进入元代，西藏纳入了中央政府的有效管辖，历经明、清、民国等时期，西藏地方已经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平解放西藏是中国历史的有效延续。

资料图：蓝天白云映衬下的布达拉宫。中新社发 贡嘎来松 摄

　　从当时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大趋势以及国内外形势讲，和平解放西藏如箭在弦上紧急而迫切。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此时，人民解放战争已经取得了决定性胜利，至年底，西部大部分民族地区陆续获得解放，进军西藏、解放西藏已成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组成部分。而此时的西藏由亲帝分裂势力所控制，他们加紧与帝国主义势力勾结，制造了驱汉事件，企图阻止解放西藏。1949年11月，西藏地方私自决定派人到美国、英国、印度乞求援助，同时将地方武装主力部署于金沙江一线，妄图阻止西藏的解放。此时的美国、印度等反华势力，也在暗中蠢蠢欲动，策划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具有反帝爱国斗争传统的西藏人民，对亲帝分裂势力损害祖国统一的行径坚决反对，渴望西藏的早日解放。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当日，十世班禅致电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表示拥护中央人民政府，请求速派义师，解放西藏。

　　12月，西藏地方原摄政热振的却本堪布益西楚臣，到青海西宁向解放军控诉帝国主义破坏西藏民族内部团结的罪行。1950年1月，在京的藏族人士集会，要求迅速解放西藏。为挫败亲帝分裂势力勾结外国势力、策划“西藏独立”的阴谋，完成祖国大陆的统一，满足西藏人民盼望解放的愿望，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在和平解放西藏方针政策的指导下，敦促西藏地方当局派人商谈西藏和平解放事宜，同时以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十八军为主力，在其他各军的配合下，从川康、青海、新疆、云南等方向四路向西藏进军。这就是和平解放西藏前夕所面临的国内外局势。

资料图：拉萨八廓街上的市民、游客。中新社发 贡嘎来松 摄

　　中共中央作出和平解放西藏的大决策

　　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根据国际国内和西藏形势，高瞻远瞩，充分考虑国家利益特别是西藏人民利益，作出了和平解放的大决策，这是与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相一致的。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把为全国各族人民谋利益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在1935年中国工农红军路过川西高原藏族聚居区时，就帮助过当地人民建立政权，争取解放。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解放西藏已提上重要议事日程。1949年2月4日，毛泽东在西柏坡村与来访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谈话时说，西藏问题也并不难解决，只是不能太快，不能过于鲁莽，因为交通困难，大军不便行动，给养供应麻烦也较多；再是民族问题，尤其是受宗教影响较深的地区，解决它更需要时间，须要稳步前进，不应操之过急。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中央对解决西藏问题的考虑和筹划逐渐明晰，即根据西藏实际，争取以和平的方式解决之。8月6日，毛泽东在给彭德怀的电报中指出：“班禅现到兰州，你们攻兰州时请十分注意保护并尊重班禅及甘青境内的西藏人，以为解决西藏问题的准备。”

　　当时中共中央考虑解放西藏，首先要保护西藏人民的利益，和平解决为上策。在解放西部民族地区时，已经有了和平解放绥远、新疆的模式可资借鉴，只是西藏远比绥远、新疆复杂，既有民族宗教问题，又有西藏内部不团结问题，同时还有帝国主义势力的挑拨，和平解放是赢得人心，长远解决西藏问题的关键。因此进军西藏，经营西藏，要由民族团结入手，重视民生问题的解决，团结上层爱国人士，做好影响群众的工作。当时西南局书记邓小平说得较明确：“解放西藏有军事问题，需要一定之军事力量，但军事与政治比较，政治是主要的。从历史上看，对西藏多次用兵未解决，而解决者多靠政治”，“政策问题极为重要，主要是民族区域自治，政教分离，团结达(赖)、班(禅)两派。”邓小平特别强调“解放西藏，要靠政策走路，靠政策吃饭”。

　　基于和平解放西藏的原则，经中共中央批准，组成了以张国华为书记的西藏工作委员会，负责统一筹划进军和经营西藏的工作。由青海、云南和新疆部队各派出一部兵力，配合西南部队的行动。西南局经调查研究认为，“争取西藏和平解决的可能性较前增大”，在进军西藏时，拟特别加强政治工作，包括派人入藏，并请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藏语节目，着眼于争取西藏上层等。为了同西藏地方当局谈判，中央批准西南局拟定的“十条”作为和平解决的基础，“十条”内容表现出很大的和平诚意，如承诺“西藏现行各种政治制度维持原状，概不变更，达赖活佛之地位及职权不予变更，各级官员照常供职”；“实行宗教自由，保护喇嘛寺庙，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维持西藏现行军事制度不予变更，西藏现有军队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武装之一部分”；“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完全根据西藏人民的意志，由西藏人民及西藏领导人员采取协商方式解决”；“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巩固国防，军费完全由中央人民政府供给”等。

资料图：西藏墨脱县城莲花湖风光。中新社记者 江飞波 摄

　　从以打促和的昌都战役到先遣支队进军阿里

　　实际上，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基本上是以和平的方式进行的。当时向西藏进军的都是战斗力极强的部队，他们在解放战争中对国民党军队可谓“横扫千军如卷席”，但向西藏进军时，主要任务则是耐心细致做争取工作。即使不得已被迫采取军事行动，也是以和平争取为主、军事为辅的方式进行，即使唯一的昌都战役也多考虑尽可能避免军事冲突，不得不用兵处则尽量少地毙伤敌方，以击溃、包围缴械为上策，对于已经放下武器的藏军发放路费遣散回家。此役不仅争取了藏军第九代本阵前起义，还在朱古寺成功争取了阿沛·阿旺晋美率领的两千五百多藏军投诚。昌都战役也是一场赢得人心的大考，此役准备的时间之长前所未有，如按全国解放战争的正常进展进行，对区区数千人、战斗力极弱的西藏地方武装何以拖了半年时间，进而用兵时也伤亡很少，这足以说明和平解决的诚意。

　　在此役中，人民解放军严格执行民族团结政策，部队在行军中一律不住民房，不进寺庙，在野外搭帐篷宿营；一些部队途中断粮，也不妄取群众一粒粮食、一头牛羊。解放军严格执行政策纪律，藏族同胞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在战役开展的行动中，沿途藏族群众纷纷赶着牦牛、驮马前来支援解放军，如德格龚垭村藏族妇女曲美白珍用自己的两头牦牛、一匹马，在120公里的运输线上，一直往返驮运物资。雨雪天，她用自己的衣服盖住驮子，保护运输物资。在往返搬运中，与男子一样冲在前面，双脚磨破，忍着疼痛仍然坚持前进。从争取民心的角度看，昌都战役圆满实现了以打促和、争取民心的目标，这是和平解放西藏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

　　而从新疆进军阿里的先遣连的表现，同样实行的是和平解决之政策，先遣连进到阿里后，多宿营于荒无人烟的高寒地带，由于后方运送物资跟不上，每人每日只吃两次玉米稀饭也难得到保证。干部战士的棉衣破了用麻包口袋缝补，没鞋就用野马皮做皮窝子穿。没有针线，用骆驼毛捻线，削羊骨做针，还用野马皮做脸盆、水桶等。因严重缺氧，长年吃不上蔬菜，营养不良，加之缺医少药，干部战士患病者日渐增多。在十分困难条件下，总指挥李狄三仍带着先遣连坚持做上层统战工作和影响群众工作。他们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帮助群众放牧、捡牛粪、医治疾病，还把自己所带的有限衣服、粮食、茶叶等救济贫苦牧民。在如此艰苦的环境里，先遣连坚持到后续部队的到来，而李狄三及五十多名战士则将年轻的生命定格在阿里高原。

资料图：拉萨春日风光。江飞波 摄

　　和平解放西藏终成于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的和平谈判

　　和平解放西藏是一个非常大的系统工程。在四路进军西藏的同时，还派出了多路劝和团进藏做说服工作，甚至出现康区的大活佛格达在劝和途中被西藏地方当局阻止并加害的情况。尽管如此，中央政府仍以极大的耐心争取和平解放，终于促成了西藏地方当局与中央政府的和平谈判。和平谈判过程是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充满着友好协商的氛围，每一段条款都反复征求西藏代表的意见直到其满意为止。在草拟协议特别是翻译藏文的过程中，双方代表对协议条文的文字进行了推敲和润色，并经毛泽东主席亲自审定。

　　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的签字仪式在北京举行。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朱德、李济深和政务院副总理陈云主持签字仪式。中央人民政府全权代表李维汉、张经武、张国华、孙志远和西藏地方政府全权代表阿沛·阿旺晋美、凯墨·索安旺堆、土丹旦达、土登列门、桑颇·登增顿珠都在协议上签字盖章。李维汉和阿沛在签字仪式上致词，朱德副主席讲了话。《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成功地解决国内复杂民族问题的典范。它正确地回答了当时由于西藏特殊情况所提出的涉及中国长远战略利益和国家安全的问题，为西藏的发展进步开辟了一条宽阔的大道。

　　根据协议，西藏地方政府协助人民解放军向西藏腹地及各边防要地和平进军，五星红旗插上了喜马拉雅山。和平解放西藏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谱写了西藏划时代的历史篇章。西藏的和平解放，使西藏人民永远摆脱了帝国主义的羁绊，从此西藏人民再也不受帝国主义的欺辱和奴役；西藏的和平解放，使西藏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怀抱，完成了祖国大陆统一的伟业，结束了中国近代以来在西藏地区“有边无防”的不利局面；西藏的和平解放，有力地加强了国家对西藏地区的管理，结束了西藏内部的长期混乱和纷争，为西藏的社会进步和繁荣、为西藏各族人民的福祉提供了强有力的政治保障。从此，西藏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发展经济、文化、社会等各项事业，一个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新西藏展现在世人面前。(完)

　　【人物简介】

        车明怀：曾担任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联合会)副院长、社科联副主席等职务。曾多次参与涉藏白皮书的撰稿、讨论或修改工作。

　　主要研究方向为藏学、历史学和民族学等。主要著作：先后主持编著出版《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史》《边疆忧患录》《天朝筹藏录》《执政中国·西藏卷》《民国藏事乱局留给后人的启示》《中华民族历史背景下的藏事论衡》等历史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