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1-08-03 13:47:21来源： 意大利侨网
中新社北京8月2日电 题：俞力工：后冷战时期，国际冲突有何新变化？
中新社记者 万淑艳
自冷战结束后，两极格局崩溃，世界格局从两极分化的世界，先过渡到美国霸权时期，而后再发展到多边主义阶段。后疫情时代，全球格局将如何演变？奥地利知名华人学者俞力工在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时表示，当下的国际问题，不在于社会有进步与落后之别，也不在于文化、信仰、艺术、风俗习惯等不同，而是互相缺少通融性，甚至把自己的优势及信仰当作强加于人的武器与理由。
图为俞力工(资料照片)。万淑艳 摄
中新社记者：您生于上海，两岁时随父母迁居台湾。先后在欧美五所高校求学、研究，再到定居奥地利，多年来致力于研究国际政治。您认为不同文明之间存在冲突吗？还是既得利益集团打着文明的旗号制造冲突？
俞力工：这要看如何界定文明与文化。文明一般指一个社会应对自然界与社会界问题的能力。文化则是每个社会处于不同文明、发展阶段的一切表现。
当下的问题，不在于社会有进步与落后之别，也不在于有程度的区别而产生不同的文化，如信仰、艺术、风俗习惯等；而是互相间缺少通融性，甚至把自己的优势及信仰当作强加于人的武器与理由。
以宗教为例，原是“人与神”之间的关系，一旦把个人信仰转变为强加于人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张力立即产生。如果还使用暴力手段，就演变为政治化、军事化的宗教激进主义了。这也反映在当前的“民主外销”上，似乎唯有自己的民主是神明，而其他一概是野蛮落后。这可以说是一种普世价值“宗教激进主义”。
至于塞缪尔·亨廷顿，他认为唯有受基督教洗礼的文明圈可以对人类社会作出贡献，而其他文明圈，至多只能够现代化。他的盲点是，欧洲的基督教源自中东两河流域。为何欧洲可以嫁接中东文化，而中东本地却作不出贡献？所以问题不在于文化有没有通约性，而在于他的傲慢导致通融性缺席。这种狭隘性也是普世价值“宗教激进主义”。
其实，亨廷顿本来只是建议西方世界对其他文明圈进行文化围堵。但当时新保守主义已把他的批判武器转化为武器批判，形成了后冷战时期一场军事化的宗教激进主义运动。
中新社记者：美苏冷战结束以来，国际冲突都有哪些特征？原因何在？
俞力工：西方五百年来一直进行扩张，还通过殖民主义侵略及工业革命的科技优势，建立了白种人统治框架。工业革命作为崭新的文明，凡搭不上该列车的文明圈都一败涂地，甚至一个个从文明大国沦落至次文化地位。冷战时期是西方扩张运动稍缓的时段。这方面，左派阵营的牵制功不可没。
第一次世界大战，实际是为了瓜分濒临瓦解的奥斯曼帝国而爆发。彼时，所谓的“白种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集团”(WASP)，已在国际博弈上取得优势。
此后，他们的策略延续至今：一是扶持第三世界弱势、落后的宗教激进主义集团(部落、酋长国、追求政教合一的塔利班组织)以及军阀，其目的是阻挠第三世界进步，同时保留自己在新、老殖民主义时代拥有的特权与资源；二是打击所有带有民族主义、世俗化、社会主义色彩、追求现代化发展与独立自主的国家与团体；三是巩固以“五眼联盟”为核心的白种人统治框架，这意味着支配全球资源，以及安排一切对己有利的国际秩序。
以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论”的上世纪90年代为例，霸权集团即把冷战时期的集体防御组织，即北约组织，转化成一个违背组织章程(北约章程规定行动限于成员国领土范围)、到处军事侵略的国际战车；鼓动宗教激进主义国家与军阀出钱出力，不但肢解了南斯拉夫，还在欧洲范围建立了两个伊斯兰教国家，即波斯尼亚与科索沃。
另外，自上世纪80年代起，美国带头策划在阿富汗培养了两股势力：一是对抗苏联干预部队的本地民兵；一是派与老布什(曾任中情局局长)有私交的本·拉登，前往阿富汗主持培训来自40多个国家(包括欧美与中国)的伊斯兰激进青年为恐怖分子。目的是颠覆所有具有伊斯兰独立运动问题的国家，其中包括苏联、中国、南斯拉夫以及当时亲苏的印度。整个九十年代是恐怖分子最猖狂的时期。
中新社记者：近几年，恐袭事件在欧洲频发，疫情之下的世界又蒙上一层阴影，宗教、移民、文明冲突等议题再次进入公共视野。这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您认为，不同宗教、种族、文明之间能实现和谐吗？
俞力工：过去的“支持恐怖分子”“以夷制夷”策略，在美国共和党激进派推动下，已扩大为反恐战争。他们认为恐怖分子能量有限，以打击恐怖主义为借口直接发动战争，可产生大规模的骨牌效应。
反恐战争的打击对象，是那些世俗化、走独立自主道路的国家，尤其是一些被联合国称为“发展最接近发达国家的国家”。这些国家刚好是可能对以色列、宗教激进主义保守国家以及军阀统治国家，造成最大威胁的潜在势力。
新保守主义派从“9·11”事件开始，除了亲自出兵，还顺势打击一些不听话的恐怖主义组织。
除了发动反恐战争，还有个重要变化是：经济目标已从支持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推动的“新自由主义”，即把全球打造成“从采购、到生产、到销售的一条龙作业，并排除整个作业过程中的一切障碍”，改变为“把全球划分为融合于国际产业链或不融合的两个世界”。
那些不融合的国家，对他们而言是边缘国家，因此通过“打破其国家结构”手段，进行资源重新分配，与疆域、秩序的重新安排。这个构思贯穿了美国的“大中东政策”，直到2015年俄罗斯直接插手支持叙利亚。
中新社记者：您曾在《宗教冲突与美国式民主促销》一文中写道：“美国对外推销的不是正统民主”。在您看来，“美国式资本主义”在当今时代遇到了哪些困难？
俞力工：美国对外推销的不是正统的民主政治，而是美式“资本主义宗教”：口号为“民主自由”、行销手段为“资本与火炮”。最终目的在于“全世界以美国的信仰为信仰，以美国的利益为利益”。这种宗教的“先天性结构缺陷”在国际上难免造成冲撞。
新自由主义的主要内涵是促进经贸的一条龙作业，以及加速资本的流通与运转，因此促进金融领域的自由开放成为一条主轴。这导致全球面临贫富两极化问题，美国也不例外。
需要留心的是，许多人看到美国制造业真空，基本设施停滞不前，便断言“美国没落了”。产业真空其实是一条龙作业的刻意安排，即把代工丢给劳动力优质与廉价的地区，而资金与大部分利润还是为美国所有。除此，透过一次次金融危机，美国工业资本顺势抄买许多国家的股权、股票，因此构成了30多兆美元的境外资产。
换言之，许多国家的制造业都在替美国打工。利润固然跑到一小撮人手上，显示两极化问题严重，但其统治阶层并不穷，也不弱。有急需时，这一小撮不会袖手旁观。
中新社记者：美国总统拜登上台后，一边修复与传统盟友的关系，一边希望拉拢新的盟友“入伙”，以遏制中国发展。中美在21世纪博弈的本质是什么？据您观察，美西方究竟想达到什么目的？
俞力工：共和党偏向于搞反恐战争；民主党则尽量避免己方的伤亡，而推动“以夷制夷”的支持恐怖分子政策。外交方面，共和党倾向于“单边主义”，尽可能摆脱一切国际组织、国际法与协约的束缚，甚至于，最好以合众国意志取代联合国与全球意志。在外交上，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的专断与跋扈并不亚于小布什政府，因此得罪了许多盟友。如今，拜登的民主党政府首先推动的是“多边主义”，经过短短一百多天的努力，他在赢得欧盟与东盟合作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
特朗普把美国国会及影子政府的反中政策曲解为“贸易冲突”。拜登政府将会超越贸易的范围，对中国进行全方位、地毯式的攻击(非指军事)。此外，美国早已意识到一条龙作业的计划出现巨大缺口，即中国的突飞猛进让美国感受到霸主地位的动摇。鉴于此，“一条龙的自由产业链”，已让位给“国际产业链区分为高端、中端与低端三部分”的思考与主张。
当前霸权集团不是想摆脱对中国中低端产业的依赖，而是防止中国步入高端。他们急切想促成的是，要中国永远停留在满足于“国际代工”的位置。中国的优质劳力与人口基数是任何其他国家无法取代的，因此中低端商品依然会源源不断地向外出口，甚至大幅增长。然而在霸权集团眼里，这种中国人力资源就像伊斯兰世界脚下的石油一样，必须充分利用，但绝对不会轻易允许颠倒关系。
中新社记者：您怎么看待台湾问题和两岸关系？对两岸年轻一代有何寄语？
俞力工：美国1853年用炮舰打开日本门户时，就动了“占领台湾、遏制中国”的脑筋。南北战争爆发后，该构想转变为“鼓励日本侵占台湾，以达到中日交恶和遏制中国”的一石二鸟目的。国民政府退守台湾时，美国还不忘引诱陈诚与孙立人发动政变，以使台湾从中国永远独立出去。这是一场长达170年的斗争，并不涉及中国何种政权，或什么主义，而是个老问题。
近几年“台独”势力甚嚣尘上，不过是反映其存在的必然形式：美国支持“台独”势力制造两岸的张力，能使美国左右逢源，渔翁得利。
这两年，美国下决心遏制中国，自然不会忘记把“台独”势力推向前沿阵地。“台独”分子少有国际战略眼光，相反，还以为是自己的力量加上国际反中力量的总和。“台独”势力只是国际舞台上的一个道具。
所谓台湾问题实际就是中美问题，一旦时机成熟，会像香港一样静悄悄地解决。当前局势很紧张，眼前这几年决定了中国是否能够跨越霸权给中国摆设的最后一道坎。这需凝聚中国人的智慧与努力。
中新社记者：您作为华人，长期旅居海外特别是欧洲，您认为华人或亚裔在中西方文明交流中有何被动、障碍或问题吗？欧洲对华人有歧视吗？
俞力工：华侨华人在海外依靠的是中国人的勤劳节俭与创业精神。不过，他们究竟能争取到什么社会地位，相当程度地受中外关系及中国国际地位的影响。他们与祖(籍)国的关系，不是藕断丝连，而是息息相关、唇齿相依。这也是为什么“出国了反倒更爱国”的原因。
工业革命以来，国际已形成白种人统治的格局。欧洲近几百年在塑造“欧洲中心主义”方面也不遗余力。欧洲人既然要为自己编织一个“优越民族”的神话故事，同个硬币的另一面必定是有色人种“略逊一筹”。
越是底层社会，排外、惧外情绪越明显，这当然与文化教育有关。不幸的是，人文素养、人文关怀在大多数社会都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完)
俞力工，男，1947年生于上海，奥地利知名华人学者、国际政治学教授，1949年随父母迁居台湾，1964年赴欧美留学，先后在维也纳大学、美国旧金山州立大学、西柏林大学、海德堡大学、法兰克福大学学习、研究，主修政治学与社会学，现居奥地利维也纳，著有《后冷战时期国际纵横谈》(台北桂冠书局，1994年)、《反恐战争与文明冲突》(台北秀威书局，2008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