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丨马场公彦：中日两国何以同尊“以和为贵”？

        中新社东京10月3日电 题：中日两国何以同尊“以和为贵”？

　　——专访日本岩波书店前总编辑马场公彦

　　中新社记者 朱晨曦

　　“以和为贵”、和合思想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的本义是声音、音乐的和谐，后来引申出和睦、和善、中和等意思；“合”的本义是上下唇合拢，后来引申出联合、融合、合作等意思。到春秋战国时期，“和”“合”二字开始联用。“以和为贵”也是日本传统文化的核心之一。

　　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之际，日本岩波书店前总编辑、北京外国语大学日语学院、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副教授马场公彦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讲述中日两国何以同尊“以和为贵”思想。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尚和合”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内涵。“礼之用，和为贵”出自《论语·学而》。“以和为贵”作为日本传统文化的核心之一，与儒家文化有何关联？

　　马场公彦：“和”可谓是日本最重要的价值观、伦理观之一。在日本，“和”的含义有两种。一是“和谐”“和睦”，即维持良好的人际关系，避免纷争和对立；二是“和平”，不发动战争、不纵容战争、不卷入战争。在日本飞鸟时代，圣德太子制定的《十七条宪法》中第一条便是“以和为贵”，这体现了第一种“和”的含义，也是日本人传统的处世道德观。日本从幼儿园开始，在学校教育中最重视的便是“大家和睦相处”“珍惜友情、保持团结”等品德。这些品德在家庭、职场、社会中被普遍重视。第二种“和”的含义主要来源于二战后日本从战败中汲取的教训，在《日本国宪法》第九条放弃战争条款中得以充分体现。

　　圣德太子在进行国家建设时，以中国的律令制为政治体制蓝本，从儒家寻找政治思想，并利用佛教来建设国家意识形态。“以和为贵”这一理念的提出是为了改善当时反复出现的社会弊病，防止豪族、贵族组成派系产生对立和斗争，使其归顺天皇，从而实现上下和睦，政令畅通。

　　“以和为贵”思想至今仍贯彻在日本政治当中。不仅如此，这一理念还广泛地成为日本民族特征。日本人很在意“面子”，为避免挑起争端，经常会顾及对方的心情，“以心传心”地察言观色，维护好人际关系。日语中的敬语便是基于同对方的亲疏关系、身份地位、敬意等将距离感反映在语言上，以达到维护和稳定关系的目的。这一表达习惯深深地渗透在日本人的生活中。

　　另一方面，在日本社会，道理原则、是非曲直很难超越人际关系，成为言行判断的标准，因而日本社会常被称作“乡村社会”。就像人们常说的“不会说不的日本人”一样，因为不愿让对方觉得回答刺耳，难以向对方传达真正的意思，容易产生误解和怀疑。

　　中新社记者：在以“和而不同”的态度对待不同国家、民族、地域的文化中，日本历史上的遣隋使、遣唐使是其中的典范。近千年的中日交往史中还有哪些类似的事例？

　　马场公彦：日中文化交流源远流长。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日本单方面地吸收中华文化，培育了日本文化。日本在奈良时代从中国六朝引入了文学；从隋朝引入了律令制及佛教；在平安时代从唐朝引入诗学；在镰仓时代从宋朝引入了禅宗，进而形成了独特的五山文化；在室町时代与明朝的贸易繁荣起来。日本从中国引入的不仅是儒、佛、道三教，汉字、汉文、汉文学，还有饮茶、料理、建筑等。即便在废除遣唐使制度的平安时代、采取锁国政策的江户时代，中华文化对日本的影响仍然在持续着。在平安时代，文学舞台的主角仍然是汉文，江户时代则诞生了江户儒学。

日本长崎县五岛市的三井乐町，是历史上日本遣唐使的起锚地，当地居民以此为荣，自号“遣唐使之乡”。图为当地颇具规模的遣唐使之乡馆内陈列的资料和模型。该馆如今已成当地观光热点。钟欣 摄
 

　　近代，两国之间曾经历一段不幸的历史，由于日本侵略给中国人民造成了巨大损失。不过，日中人文交流并未因此中断。在日俄战争、甲午战争后，清政府派出大批留学生前往日本，学习明治维新的经验，并通过日本学习西方文明。进入当代以来，中国在实行改革开放时也向日本借鉴了发展经验。

　　在中国“和”文化的价值观中，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人心和善的道德观带有儒家思想的特征。日本文化长期深植于中华文化中，自然也流淌着共通的要素。

　　在“和而不同”的社会价值观中，人们虽然和睦相处，但不会人云亦云，随声附和，而是重视主体性。不过，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在日本的本土思想中比较淡薄。例如，在《古事记》的神话世界中，日本的“神”并不是超越人类社会存在，而是“一草一木皆有神”，与现世相连接。从《万叶集》《古今和歌集》以及平安时代的物语文学中可以看出，日本对于来世的观念是淡薄的。日本思想家加藤周一指出，重视“此时此刻”是日本思想文化的特征。当然，日本文化中也有超越性的神、绝对者、真理等要素，这些是中国古代“天”的观念、大乘佛教、基督教、马克思主义等传入日本的结果。

　　中新社记者：50年前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中日两国本着“求大同，存小异”的精神达成了共识，体现了“尚和合”的东方智慧。当前国际局势下，您认为应如何发扬“尚和合”的精神共同应对考验？

　　马场公彦：“求大同，存小异”是日中邦交正常化时一个很重要的处理问题的方法，是维护日中关系健康稳定需要牢记的座右铭。同时，也是出现问题时必须重返的原点，是使两国关系恢复韧性和活力的关键所在。因此，重要的是确认“大同”是什么，那就是“子子孙孙友好”的信念、“合则两利，斗则两损”的相处原则。为实现世代友好，两国人民许下“日中不再战”的誓言。

2017年，日本悼念南京大屠杀遇难者植树访华团来到南京，在和平公园内修剪他们所植下的树木，以此来表达他们祈愿和平的心声。泱波 摄
 

　　当前，世界整体发展变为了内向型，冷战思维死灰复燃，“门罗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抬头。面对这些困难，我们必须停止零和博弈，“强不执弱，富不侮贫”，站在“同舟共济”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立场上，向国际社会呼吁“尚和合”的重要性。

2022年9月24日，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民间纪念活动在北京举行。图为活动展商提供的中日两国主题的纪念布袋。侯宇 摄
 

　　为了结束近代以来日中关系的不幸，为实现日中两国人民的夙愿，先辈们殚精竭虑，使日中关系回到正轨。当前的日中关系虽然不是一种理想的状态，但与50年前相比，两国的交流和贸易已达到空前密切。俗话说“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前人种下的树木，正在长成参天大树。作为后人的我们不能无视它、远离它。让我们回到这棵茁壮成长的大树，寻找流淌在地下的双方共同的人文精神源泉。

　　受访者简介：

　　马场公彦，1958年出生于日本长野县伊那市，岩波书店前总编辑，北京外国语大学日语学院、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副教授。早稻田大学亚洲太平洋研究科学术博士。1989入职岩波书店，先后任《思想》编辑部编辑、《世界》编辑部编辑、学术一般书编辑部主编、编辑局副部长、总编辑。2019年退休后，先后任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外籍专家，北京外国语大学日语学院、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东亚研究、中日关系研究。著有《围绕<缅甸的竖琴>的战后史》《战后日本人的中国观——从日本战败到中日复交》《现代日本人的中国观》《播种人：平成时代编辑实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