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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问丨马场公彦:中日两国何以同尊“以和为贵”?

来源: 意大利侨网  日期:2022-10-04 09:3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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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新社东京10月3日电 题:中日两国何以同尊“以和为贵”?

  ——专访日本岩波书店前总编辑马场公彦

  中新社记者 朱晨曦

  “以和为贵”、和合思想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的本义是声音、音乐的和谐,后来引申出和睦、和善、中和等意思;“合”的本义是上下唇合拢,后来引申出联合、融合、合作等意思。到春秋战国时期,“和”“合”二字开始联用。“以和为贵”也是日本传统文化的核心之一。

  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之际,日本岩波书店前总编辑、北京外国语大学日语学院、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副教授马场公彦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讲述中日两国何以同尊“以和为贵”思想。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尚和合”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内涵。“礼之用,和为贵”出自《论语·学而》。“以和为贵”作为日本传统文化的核心之一,与儒家文化有何关联?

  马场公彦:“和”可谓是日本最重要的价值观、伦理观之一。在日本,“和”的含义有两种。一是“和谐”“和睦”,即维持良好的人际关系,避免纷争和对立;二是“和平”,不发动战争、不纵容战争、不卷入战争。在日本飞鸟时代,圣德太子制定的《十七条宪法》中第一条便是“以和为贵”,这体现了第一种“和”的含义,也是日本人传统的处世道德观。日本从幼儿园开始,在学校教育中最重视的便是“大家和睦相处”“珍惜友情、保持团结”等品德。这些品德在家庭、职场、社会中被普遍重视。第二种“和”的含义主要来源于二战后日本从战败中汲取的教训,在《日本国宪法》第九条放弃战争条款中得以充分体现。

  圣德太子在进行国家建设时,以中国的律令制为政治体制蓝本,从儒家寻找政治思想,并利用佛教来建设国家意识形态。“以和为贵”这一理念的提出是为了改善当时反复出现的社会弊病,防止豪族、贵族组成派系产生对立和斗争,使其归顺天皇,从而实现上下和睦,政令畅通。

  “以和为贵”思想至今仍贯彻在日本政治当中。不仅如此,这一理念还广泛地成为日本民族特征。日本人很在意“面子”,为避免挑起争端,经常会顾及对方的心情,“以心传心”地察言观色,维护好人际关系。日语中的敬语便是基于同对方的亲疏关系、身份地位、敬意等将距离感反映在语言上,以达到维护和稳定关系的目的。这一表达习惯深深地渗透在日本人的生活中。

  另一方面,在日本社会,道理原则、是非曲直很难超越人际关系,成为言行判断的标准,因而日本社会常被称作“乡村社会”。就像人们常说的“不会说不的日本人”一样,因为不愿让对方觉得回答刺耳,难以向对方传达真正的意思,容易产生误解和怀疑。

  中新社记者:在以“和而不同”的态度对待不同国家、民族、地域的文化中,日本历史上的遣隋使、遣唐使是其中的典范。近千年的中日交往史中还有哪些类似的事例?

  马场公彦:日中文化交流源远流长。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日本单方面地吸收中华文化,培育了日本文化。日本在奈良时代从中国六朝引入了文学;从隋朝引入了律令制及佛教;在平安时代从唐朝引入诗学;在镰仓时代从宋朝引入了禅宗,进而形成了独特的五山文化;在室町时代与明朝的贸易繁荣起来。日本从中国引入的不仅是儒、佛、道三教,汉字、汉文、汉文学,还有饮茶、料理、建筑等。即便在废除遣唐使制度的平安时代、采取锁国政策的江户时代,中华文化对日本的影响仍然在持续着。在平安时代,文学舞台的主角仍然是汉文,江户时代则诞生了江户儒学。

日本长崎县五岛市的三井乐町,是历史上日本遣唐使的起锚地,当地居民以此为荣,自号“遣唐使之乡”。图为当地颇具规模的遣唐使之乡馆内陈列的资料和模型。该馆如今已成当地观光热点。钟欣 摄
日本长崎县五岛市的三井乐町,是历史上日本遣唐使的起锚地,当地居民以此为荣,自号“遣唐使之乡”。图为当地颇具规模的遣唐使之乡馆内陈列的资料和模型。该馆如今已成当地观光热点。钟欣 摄
 

  近代,两国之间曾经历一段不幸的历史,由于日本侵略给中国人民造成了巨大损失。不过,日中人文交流并未因此中断。在日俄战争、甲午战争后,清政府派出大批留学生前往日本,学习明治维新的经验,并通过日本学习西方文明。进入当代以来,中国在实行改革开放时也向日本借鉴了发展经验。

  在中国“和”文化的价值观中,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人心和善的道德观带有儒家思想的特征。日本文化长期深植于中华文化中,自然也流淌着共通的要素。

  在“和而不同”的社会价值观中,人们虽然和睦相处,但不会人云亦云,随声附和,而是重视主体性。不过,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在日本的本土思想中比较淡薄。例如,在《古事记》的神话世界中,日本的“神”并不是超越人类社会存在,而是“一草一木皆有神”,与现世相连接。从《万叶集》《古今和歌集》以及平安时代的物语文学中可以看出,日本对于来世的观念是淡薄的。日本思想家加藤周一指出,重视“此时此刻”是日本思想文化的特征。当然,日本文化中也有超越性的神、绝对者、真理等要素,这些是中国古代“天”的观念、大乘佛教、基督教、马克思主义等传入日本的结果。

  中新社记者:50年前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中日两国本着“求大同,存小异”的精神达成了共识,体现了“尚和合”的东方智慧。当前国际局势下,您认为应如何发扬“尚和合”的精神共同应对考验?

  马场公彦:“求大同,存小异”是日中邦交正常化时一个很重要的处理问题的方法,是维护日中关系健康稳定需要牢记的座右铭。同时,也是出现问题时必须重返的原点,是使两国关系恢复韧性和活力的关键所在。因此,重要的是确认“大同”是什么,那就是“子子孙孙友好”的信念、“合则两利,斗则两损”的相处原则。为实现世代友好,两国人民许下“日中不再战”的誓言。

2017年,日本悼念南京大屠杀遇难者植树访华团来到南京,在和平公园内修剪他们所植下的树木,以此来表达他们祈愿和平的心声。泱波 摄
2017年,日本悼念南京大屠杀遇难者植树访华团来到南京,在和平公园内修剪他们所植下的树木,以此来表达他们祈愿和平的心声。泱波 摄
 

  当前,世界整体发展变为了内向型,冷战思维死灰复燃,“门罗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抬头。面对这些困难,我们必须停止零和博弈,“强不执弱,富不侮贫”,站在“同舟共济”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立场上,向国际社会呼吁“尚和合”的重要性。

2022年9月24日,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民间纪念活动在北京举行。图为活动展商提供的中日两国主题的纪念布袋。侯宇 摄
2022年9月24日,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民间纪念活动在北京举行。图为活动展商提供的中日两国主题的纪念布袋。侯宇 摄
 

  为了结束近代以来日中关系的不幸,为实现日中两国人民的夙愿,先辈们殚精竭虑,使日中关系回到正轨。当前的日中关系虽然不是一种理想的状态,但与50年前相比,两国的交流和贸易已达到空前密切。俗话说“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前人种下的树木,正在长成参天大树。作为后人的我们不能无视它、远离它。让我们回到这棵茁壮成长的大树,寻找流淌在地下的双方共同的人文精神源泉。

  受访者简介:

  马场公彦,1958年出生于日本长野县伊那市,岩波书店前总编辑,北京外国语大学日语学院、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副教授。早稻田大学亚洲太平洋研究科学术博士。1989入职岩波书店,先后任《思想》编辑部编辑、《世界》编辑部编辑、学术一般书编辑部主编、编辑局副部长、总编辑。2019年退休后,先后任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外籍专家,北京外国语大学日语学院、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东亚研究、中日关系研究。著有《围绕<缅甸的竖琴>的战后史》《战后日本人的中国观——从日本战败到中日复交》《现代日本人的中国观》《播种人:平成时代编辑实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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