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 | 文明根性特别策划之三：楼宇烈：应对气候变化，中国文化提供了怎样的思想资源？

        中新社北京1月6日电 题：应对气候变化，中国文化提供了怎样的思想资源？

　　——专访北京大学哲学系暨国学研究院教授楼宇烈

　　中新社记者 刘舒凌 杨程晨

 

　　气候变化是当前国际间共同关注的严峻挑战之一。2020年9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75届联合国大会上宣布，“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另一方面，气候问题亦成为西方国家夺取全球治理话语权和议程制定权、甚至对发展中国家实施“绿色遏制”的重要场域。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视角出发，会如何看待日益严重的气候变化挑战？为什么说，重兴人文精神、东西方文化互补，可以协助克服、摆脱人类创造力的自我异化？中国哲学史名家、北京大学哲学系暨国学研究院教授楼宇烈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作深入解读。

　　中新社记者：人们常说，中国文化崇尚天人合一，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您会如何介绍中国文化的自然观？

　　楼宇烈：中国人非常重视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它是一种人文的自然观，是从人与自然的关系里面来考察自然、认识自然，中国文化的一切都是从人出发的，强调以人为本以及人的自觉自律，认为这样才能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

　　天人合一这个概念，在先秦时期特别是春秋战国时候就已经是一个基本成型的思考方式。其中，天代表大自然，人就代表人类，人类跟大自然应该是一个整体。人类生活在整个的自然环境中间，跟天地万物是不能分离的。天人合一，实际上就是整体跟个体的关系问题。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认识。

2021年8月16日，航拍海南临高新盈港，渔船扬帆起航、耕海牧渔。中新社记者 骆云飞 摄

　　特别是人跟天的关系。人在天地万物之间，跟一般的物有不一样的特点。首先，先秦时期，很多学者特别是战国末年的荀子明确讲到人跟其他生命的不同点，他提出了“群”的概念，即人是一种“社会性”的生命，是有组织的群体，可以驾驭和支配其他生命。其次，人有义，“义”是指有分别，对是非、对错有判别，义即宜也，人类懂得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第三，我想一定是更重要的，即人为万物之灵，有很强大的主动性和能动性，所以人类的活动在天地万物中间就有跟其他生命非常不一样的作用。

2021年7月5日，作为全球建筑规模最大的天文馆——上海天文馆揭开神秘面纱，一名小朋友在“探索”太阳的奥秘。中新社记者 汤彦俊 摄

　　中新社记者：这里，应如何更好地理解人和天地的关系？

　　楼宇烈：中国文化对人跟天地的关系作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就是“人者，天地之心也”。这句话出自《礼记·礼运》，就是讲人在天地之间的地位。天有其时生万物，地有其财养万物，人有其灵治万物，治就是治理、管理。人的言行举止都跟我们的心有关系，心里面怎么想就会怎么做、怎么说。人类有什么样的想法、什么样的举动，也会影响到天。作为天地之心的人，只有以正义心才能跟大自然和谐相处；要是有邪心的话，就会造成天地和人的关系出现矛盾冲突。

　　中国古代有这样一个天人合一的思想，是很了不起、很深刻的，从基础上建立起人对自我的认识。所以，我讲中国的文化是以人为本的人本思想。认识客观的万物世界，首先要认识人；掌握了人生活在宇宙万物中间的这一特点，才能处理好人跟万物的关系。

　　处理好这组关系，主动权主要在人类。人类是自觉、自律的生命，其他生命都是被动的、自发的，它们不能改变宇宙。从整体来讲，人类也无法改变自然规律，天气不会因为人类的喜好而改变，但人的行为对自然的影响远远超过自然的生命。所以，天人合一的思想是中国人非常重要的一种自然观、生命观。

　　另外，中国文化中天人合一理念还涉及伦理道德。中国人认为做人的道德是从天地万物中学来的，把天地万物自发的行为变成人的自觉行为，这也是人类脱离动物的野蛮、创造文明的一个标志。文明这个词的核心，是讲人的自觉自律这些标志。

2021年1月初，安徽省黄山风景区迎来新年首场降雪，黄山银装素裹。中新社记者 毛建军 摄

　　中新社记者：中华文明经历过很多极端气候的挑战，历史上，中国文化或其中的自然观是否做过调整？

　　楼宇烈：我觉得没什么特别大的调整，它是一贯的。我们须掌握中国文化的一个核心观念“中”，“中”有很多意义，我着重讲两方面。一个是平衡，中国文化认为，“中”是天地万物的根本。天地之间万物有不平衡、不对称的时候，但最终一定会止于“中”。不能让你的欲望过头，这是“中”的一个意义。

　　另一个意义是“内”，跟“外”相对。例如，中国对待新冠疫情，我们都是求诸于“内”，从人自身的提升、完善、保护来加以抵御，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理念。认为人最根本的就是要提升自我。当然，并不否认，我们也可以采取外在的辅助手段去抵御它。这也是从以人为本的理念去思考问题。

　　中新社记者：那么，影响今天中国的自然观，您觉得它有什么样的特点？

　　楼宇烈：我觉得我们现在的自然观，更多地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影响。我们用西方的科学思维、用分割的办法来看问题，看不到整体与部分的不同。整体与部分是相关的、不能分离，它是看不到这一点的。但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现在这种受西方文化影响的思维，给人们感觉是分得越细越清楚越好。其实越整体更重要，我们从整体来看，才能解决问题。这也是中国文化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理念。

　　中新社记者：如果说今天的中国受西方文化影响太多，那么您认为今后应该往哪个方向去做调整？

　　楼宇烈：我觉得要把中国文化中的自然观突出起来，应该看到中国文化中的自然观，它的整体观、以人为本的观点都是非常重要的。我想，我们今天人与社会的关系、人自身的身心关系都会得到很大的改善。我们不要看到事物之间只有斗争，其实中间还有相互的协助，中国文化中常常讲的相生相克，相克中间还有相生，相生中间还有相克。

　　中新社记者：进入工业文明时代，人类加速了对自然资源的攫取，极端气候事件频繁发生，您如何看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

　　楼宇烈：我觉得还是要从根本上来解决，其实还是要从人类自身身上去找原因，正因为人类的欲望过分膨胀才产生这些问题。这跟现在科技的发展也有关系，手段越来越多，越来越强大，人们觉得可以为所欲为。最根本，还是要从人自身出发，克制自我，否则问题很难解决。

　　我曾经多次提出过，科技的发展一定要受到人文思想的指导，什么该发展、什么不该发展。如果发展是对人类有益的，我们可以做；如果是对人类有害的，我们就不一定要去发展它，甚至不要去创造它。缓解人类自我欲望的膨胀，这样才能够去改变现在这个情况。

　　从这一点上，我觉得中国文化对人类是不可或缺的。我们中国文化更注重人，人要做物的主人；重要的不是物质文明，不是科技文明，而是我们人类自觉自律的问题。

　　中新社记者：近来，西方一些国家提出“应对气候变化靠中印”等观点，对发展中国家施压。您如何看待东西方之间的分歧及合作空间？

　　楼宇烈：我觉得这完全是一种利益在驱使，已经获得了利益的一方，就不让人家再去获得利益；已经走过的道路、有经验教训，但不让人家也富裕起来、也发展起来。

　　作为榜样，应该是互助，特别是强者要帮助弱者，这才是先进。强者欺负弱者、占领弱者，这样的文化怎么行？

　　中国文化认识到动物跟人类的区别就在于，一个是竞争、弱肉强食；一个有互助，强者帮助弱者，辅助弱者。把这样的理念传播出去就好了。当然西方有很多人认识到国际间的气候合作很重要，也会督促他们的政府去做。但要从根本上解决，我觉得很难做到。

2021年2月，云南西双版纳，亚洲象种源繁育及救助中心一名工作人员带领亚洲象进入原始森林进行野化训练。中新社记者 康平 摄

　　中新社记者：近年来中西方文化交流中出现不少困难，您会建议如何做好对话的工作？

　　楼宇烈：中外文化思想上的差异很多，但还是要进行交流，最重要的是包容、尊重，强迫改变是不可能的，要通过我们的生活实践去影响。

　　如果去看一下历史，当时“一带一路”文化交流最重要的是通过商人的生活去相互影响。中外文化在价值观、生命观、思维方式等方面多有不同，不同没关系，可以共存。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把我们的生活状况展示给别人看，我们现在提倡节约粮食、保护自然，这很好。言教不如身教，让外界看到中国人是这样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完)

2016年8月，祖孙俩在河北塞罕坝玩耍。近60年来，塞罕坝林场建设者们在“黄沙遮天日，飞鸟无栖树”的荒漠沙地艰苦创业、接力奋斗，创造了荒原变林海的人间奇迹，树立了世界生态文明建设史上的生动范例。中新社记者 杨可佳 摄

　　【受访者简介】

​​​​​​​　　楼宇烈，北京大学哲学系暨国学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宗教文化研究院名誉院长。主要著作有《老子道德经注校释》《周易注(附周易略例)》《宗教研究方法讲记》《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