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7-24 16:24:20来源： 意大利侨网
中新社北京7月23日电 题：田晓菲：被想象和演绎的“陶渊明”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 李静
谁能想到陶渊明诗歌的境遇会与我们当下的生活有什么联系呢？有的。并不因为他所述的“桃花源”，而是我们今天读到的陶渊明，真的是一千六百年前那个超脱淡泊的隐逸诗人吗？
在《尘几录：陶渊明与手抄本文化研究》一书中，哈佛大学东亚系中国文学教授田晓菲像一个侦探，在历史和文字的迷宫里寻找、甄别、调查，发现了差异甚多、不同时代的传世手抄本。这些手抄本在流传中不断被改写和演绎，甚至面目全非，背后似乎站着不同的陶渊明。
田晓菲自己何尝不是一个被想象、被演绎的“陶渊明”。相比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哈佛学者，在互联网世界里，田晓菲被人们广为传播的，却是13岁作为“天才少女”被北大破格录取，以及与著名汉学家宇文所安的婚姻。
不久前，三联书店出版社推出了“田晓菲作品系列”，收入田晓菲2000-2016年写作的四部中古文学研究专著：《赤壁之戟：建安与三国》《烽火与流星：萧梁王朝的文学文化》《尘几录：陶渊明与手抄本文化研究》《神游：早期中古时代与十九世纪中国的行旅写作》。
这些年，田晓菲一直对魏晋南北朝的文学与社会有强烈兴趣，近期又开始研究唐代，对明清文学甚至现当代文学也有涉及。她的专著并不枯燥，论证时兼雅俗跨古今，保留着诗人的文学化表达。于故纸堆外，她看金庸小说，也看周星驰的《大话西游》和《少林足球》，在研究“三国想象”的变迁史时，还专门去看三国粉丝的网络文学作品。在接受“东西问”专访时，人如其文，她对当下活生生的社会文化和现实，有自己的关怀与思考。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国新闻周刊：你现在执教于哈佛大学东亚系，请问你在教学和学术研究方面如何分配时间？你的学生中，国籍比例大概是什么情况？
田晓菲：我没计算过时间分配比例，也无法计算。我为研究生讨论班备课，和自己的学术研究往往不可分开；为本科生备课则与自己的学术研究没有直接关系，是很不一样的体验。但无论哪种课程，我投入的时间和精力确实都非常多。这有好几个原因：
我喜欢教书，喜欢我的学生；越是“难教”的学生，就越是在帮助我成为一个更好的老师。二，我总是从教学过程中学习到、领悟到很多东西，“教学相长”不是虚言。三，教书是我的工作，我有一个信念，就是一个人无论做什么职业，都应该把工作做好，对自己的工作有一种骄傲感，对得起自己的薪水。四，我对自己的工作还有一种更大的责任感：在美国大学教中国古典文学，就好比是为中国古典文化做代言人，所面临的现实和我们国内大学中文系的同行非常不同；中国古典文学本身就已属于冷门，这意味着我们就更须在多种意义上承担好“翻译”的工作。
近几年，从研究生到本科生，越来越多的学生是华人。我特别希望，学生的种族、语言、文化背景更多样化。因为如果在未来的世界，只有中国人才对中国文学感兴趣，那岂不是中国文化最大的悲哀吗！这里当然有一些因素不受我们控制，但作为中国古典文学教授，我有一种责任感。
中国新闻周刊：你说过现代人和古人之间的文化隔阂远胜于不同国家间的文化隔阂，那么你怎么给美国学生讲明白中国的古典文学？你的美国学生等于有双份隔阂。
田晓菲：中国的大学生会看不明白荷马史诗或莎士比亚戏剧吗？他们看《堂吉诃德》时会有双重隔阂吗？中国古典文学和其他语言文化的文学一样，既有历史文化的特殊性，也有人性的普遍性。它不是人类世界文学中不可理解不可接近的怪物，也千万不要自己把自己定位成不可理解不可接近的怪物。
中国新闻周刊：国内一些诗人和学者有个观点，认为中国古诗已成为一种类型化写作，用词、意向、典故都已经固定，今天的人很难再用这种形式表达当代生活，你是否同意这种观点？
田晓菲：在有诗才的人的手里，什么都是可能的，只是有诗才的人“多乎哉、不多也”而已。没有诗才的话，用新诗的形式也照样表达不好当代生活。不过，写诗归根结底是个人的事情，只要自己高兴和写起来顺手，尽可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喜欢用什么语言和形式就用什么语言和形式，没有必要去管别人尤其是学者说什么。
中国新闻周刊：你说过古诗和新诗有本质区别，即古诗是“每个人的诗”，但新诗是“诗人的诗”，您的意思是古诗在描绘生命、生活本身的样子而不是表达自我？很多人恰恰觉得古诗是“诗人的诗”，新诗才是“每个人的诗”，因为新诗常常反映当下的社会现象。
田晓菲：“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或者“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这是“诗人的诗”呢，还是“每个人的诗”？再看看这首题为《挽歌》的诗：“月亮下的小土豆/月亮下的小土豆/走来一只狗/嗅/月亮下的小土豆。”这是“每个人的诗”呢，还是“诗人的诗”？再比如，前些年我做网络诗歌研究时，曾看到旧体诗题为《二十五省份遭遇雾霾天气、南京中小学紧急停课》，还有关于岳母手术住院、出院回家后以诗记之，这些都是“每个人的诗”。
但从另一方面说，后一种观点也有其道理。因为文学和文化现象与我们的世界一样在不断变动。对研究当代文学与文化现象的学者来说，必须保持思想敏锐度和观察的即时性，看到不断发生的变化。我在一篇写聂绀弩的文章(以英文发表)中就谈到，近年来旧体诗和新体诗似乎颠倒了位置：新体诗越写越放开了，越写越平常心了、家常化了，在某些人看来就是“俗”了，这都是好事；相比之下，旧体诗反而越来越作姿态了，越来越被赋予宏大意义了，也越来越因为学院人士的介入而束手束脚、端起架子和僵硬了。
中国新闻周刊：如今一提到田晓菲，人们还会说“天才少女”，或者提到你的先生是宇文所安，这些都不可避免地成为你身上的标签，你会排斥这些标签吗？
田晓菲：我有很多标签，很多身份，没有一个单一的标签和身份能够代表我。别人给我标签，是别人的事，和我没有关系。别人怎么看你，从来都不反映你在哪里，只反映他们自己在哪里或者“还在”哪里。
中国新闻周刊：以你对中国思想史、文学史多年的研究，如今我们自己所遇到的问题和当今世界的困境某种程度是否可以在历史中找到答案？
田晓菲：历史中没有针对具体问题的具体答案，因为每个具体问题都具有现时性，是独一无二的。但一些古老的智慧，可为当代世界遇到的具体问题提供一些抽象参考，比如“变通”这个概念。宇宙万物都在永远不停地运动和变易，不变则不通，不通则不久。内与外的界限系人为建构，且也在不断变动。从历史上看，混杂与流动才是人类的常态，也是进化的基础。(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