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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问·人物丨柳鸣九:推石上山的“小小西西弗斯”

来源: 意大利侨网  日期:2022-12-25 17:4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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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新社北京12月24日电 题:柳鸣九:推石上山的“小小西西弗斯”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 倪伟

  凡是造访过柳鸣九家中的人,都会留下两个难以磨灭的印象。一个是小,他住了几十年的房子,仅有三十多平方米;另一个是那两只靠墙的黄色书柜里,满满装着的几乎全是他或写或编或译的书。

  2022年12月15日凌晨,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法国文学研究会原会长柳鸣九在北京去世,享年88岁。这位以“成果至上主义”为信条的学者留下的两只书柜,装着改革开放以来法国文学进入中国的足迹。


(资料图片)柳鸣九。
 

  “揭竿而起”的胆识

  与人们对其“翻译家”的印象略有出入,翻译只是柳鸣九的“副业”,他戏称自己为翻译“票友”,主业则是法语文学研究和主编。

  20世纪50年代,他在北京大学西语系读书,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编辑部,后来转入中国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社科院外文所前身),直至退休,毕生精力投入法国文学的研究和译介。

  在一些人眼里,柳鸣九不仅能力出众,而且胆识过人。比如,柳鸣九曾主编过一套《撒旦文丛》,撒旦在西方是魔鬼的别称,名字就很离经叛道。文丛收录了十一本法国情色小说,都是出自都德、萨德、左拉等文学大家之手。柳鸣九觉得这些小说也是法国文学风景的一部分,且是文学大家写的,必然有其价值,应介绍到国内。

  柳鸣九真正为人所敬重的胆识之举,发生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直接将矛头指向为文艺领域投下阴影的“日丹诺夫主义”。

  日丹诺夫是苏联1934年至1948年间的高官,在文艺方面,他彻底否定20世纪西方的文学艺术。新中国成立后,在对待20世纪西方文学艺术的问题上,国内的外国文学翻译与评论工作,一直受日丹诺夫论断的控制。

  “只要日丹诺夫论断之剑仍然高悬,我就会丧失整整一个世纪的学术空间,眼睁睁望着20世纪这一大片高远深邃的蓝天而不敢飞近。”柳鸣九后来回忆说。1978年,改革的空气在各领域蔓延,柳鸣九受到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激励,准备对日丹诺夫主义“揭竿而起”。

  从1978年秋天到1979年,柳鸣九连续向日丹诺夫主义发出了三次冲击。1978年10月,全国外国文学研究工作规划会议在广州召开,受冯至等领导点名,柳鸣九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随后,长达六万字的报告全文以《现当代西方文学评价的几个问题》之名在《外国文学研究》连载。1979年,他通过《外国文学研究集刊》组织的“外国现当代文学评价问题的讨论”系列笔谈也陆续刊发。

  这些发言和笔谈的目的只有一个:消除日丹诺夫主义影响,为西方现当代文学鸣不平、讲公道话。

  柳鸣九高调的表态很快引来了批判之声。但经历过暴风骤雨的柳鸣九没有被吓垮,反而打定了一个主意:进一步以过硬的材料清除日丹诺夫的影响,那就是创办“法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刊”,亲手将法国20世纪当代文学引入中国。

  “法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刊”的当头炮,就是影响深远的《萨特研究》。1981年,柳鸣九在法国作学术访问,向萨特的终身伴侣西蒙娜·德·波伏娃介绍了丛刊的设想,波伏娃对他从萨特入手感到很高兴,也十分认同。这本书点燃了20世纪80年代国内的存在主义热,也让柳鸣九获得了“中国萨特研究第一人”的称号。

  “我也确信,自己较好地完成了对一个大哲人、大作家做鉴评、解析、展现与引进的全过程,使得萨特在精神文化上公开进入中国,这在中国无疑是一件具有开拓性的事情。”他后来回忆道,自己“为萨特办了文化入境签证”。


柳鸣九翻译的唯一一本加缪作品《局外人》。
 

  为法国文学登高一呼

  1985年,柳鸣九启动了一个更为宏大的法国文学引进计划:《法国二十世纪文学丛书》。到1997年,历时十二年出了十卷,每卷七本,一共七十本,很多法国作家正因为被该丛书收录,才第一次被中国人知晓。

  柳鸣九不辞辛劳,为每一本书单独撰写序言,一共写了七十篇,近五十万字,向读者全面推荐法国当代文学。见识之广、笔力之深,令人惊叹。

  “从阅读资料、确定选题、约译组译、读稿审稿,再到写序为文、编辑加工,还要解决国外版权问题,凡事都要自己动手,每一步无异于西西弗斯推石上山。”柳鸣九曾回忆道。每一篇序,他都尽力做到言之有物、有真知灼见、诠释深度和鉴赏情趣。

  20世纪70年代末,国门甫开,外国文学翻译开始“补课”。文学翻译中最热门的是英语和俄语文学,因为会的人多。但由于柳鸣九登高一呼、广泛发动,法国文学当时也成为一个成果丰硕的领域。

  柳鸣九对法国当代文学的全景式扫描,练就了独到眼光。20世纪90年代,他主编“新寓言派作家选读”,亲自选了三位作家:米歇尔·图尼埃、勒·克莱齐奥和帕特里克·莫迪亚诺。后来,勒·克莱齐奥与莫迪亚诺分别于2008年和2014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中国法语文学界对他们的长期关注,始于柳鸣九。他们获诺奖前曾获得了人民文学出版社评选的“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勒·克莱齐奥亲自到北京领奖,莫迪亚诺则写了一封致谢信。如今已被广泛认可的法国作家塞利纳名著《茫茫黑夜漫游》,最早的推荐文章也是由柳鸣九写于1987年。改革开放后对纪德的重新发现,柳鸣九也曾起到推动作用。

  此外,柳鸣九还主持编纂了“诺贝尔奖获奖者传记大系”“西方文艺思潮论丛”“世界短篇小说精品文库”“外国文学名家精选书系”“思想者自述文丛”“本色文丛”等书系,其中不少书系均为数百万字之巨。柳鸣九以主编作为自己荣耀的身份,退休后,仍然持续帮出版社主编各种丛书。


柳鸣九主编的《法国文学史》。

  “小小西西弗斯”

  柳鸣九性格直率诚恳,在他写下的大量有关自己的文章中不掩“私心”。他坦诚地说,自己一生颇有点好名,但“君子好名,取之有道”。他开玩笑说,或许是跟名字有关,这个取自“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的名字,过于张扬了。

  20世纪70年代末向日丹诺夫主义开炮,并组织重新评价20世纪西方文学,他回想起来,承认其中也有强烈的个人英雄主义动机与“自行其是”的痛快。

  他晚年仍孜孜不倦著书编书,除了出于勤奋,也有现实原因,他想趁着还能干活,多赚些稿费。他的儿子在37岁那年于美国英年早逝,留下出生在美国的女儿。为给孙女多留些上大学的经费,他直到耄耋之年仍不愿休息。

  老年丧子带给他的打击是无法形容的,他曾经克制而琐碎地回忆儿子短暂的一生,说他热爱生活、爱电影、爱看书、爱看报、喜欢驾车在公路疾驶……他也爱妻儿,留下来的财产,保证她们能过上不愁温饱、安定小康的生活。他还以自己的部分财产与亲友的支持,在他毕业的大学里设置了一项用他的名字命名的奖学金,虽规模不大,但可每年资助一个贫寒学子的学费与生活费。“活得长久的人像是高高的一支蜡烛,而我可怜的儿子,他的蜡烛很短,可是他燃得那么明亮。”

  丧子也让他痛感人的易损和速朽。年轻时,他满心赞同人类是宇宙精华、万物灵长,到了晚年,他更相信人就是一根脆弱的芦苇。

  这时他想到加缪《西西弗斯神话》里那个推着石头上山的西西弗斯,周而复始,永无止境。但加缪说,西西弗斯并非不幸,他是幸福的,因为他体验了奋斗的艰辛与愉悦,这足以充实人心。

  “我没有西西弗斯推石上山那种悲壮与坚毅,但我也是推石上山者,算得上是一个‘小小西西弗斯’。”柳鸣九写道,他毕生推动的,是文学史研究、理论批评和散文随笔写作三块巨石。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法国文学翻译家余中先感慨地说:“每个时代都需要有像柳先生这样的人,既有学问又有胆量,真正做一些有用的事。”

  柳鸣九晚年回顾一生,让他满意的也是那些实绩:“我并不想在严肃理论与学术术语所织成的意识形态帷幕后面,在富有诗意的文化面纱后面若隐若现;我也不想在我那些人文书架的旁边,借文化的光彩映照我自己;我更没有华美的冠戴来标示自我,我只能像罗丹的思想者那样,没有遮掩、没有装点、赤着膊臂面世。”

  参考资料:《柳鸣九:法兰西文学的摆渡人》(柳鸣九自述,刘玉杰整理),《柳鸣九散文随笔手迹》(柳鸣九著),《法国文学研究的学术历程》(陈建华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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