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8-04-04 09:10:10来源： 意大利侨网
近日，国内学者高尚全、巴曙松、宋敏等人也提交了一份《关于杭州打造“全球金融科技中心”的建议》。
距离全球金融科技中心，杭州还有多远的路？欲打造这一中心，杭州该如何进一步发力？
一超多强
独一无二的生态结构
杭州城西，万塘路上有一家“杭味面馆”。店主江云和丈夫就像“孟母三迁”里的孟母一样，认准了要和支付宝做邻居。
2017年夏天，“蚂蚁金服”搬了新址，江云跟着到了位于西溪路上的蚂蚁Z空间开了第二家店。这个被称为最懂互联网的杭州面馆老板并不认识蚂蚁金服的高管井贤栋、彭蕾，但她知道这是家很厉害的公司。
2018年，几乎一夜之间，男女老少都在谈论“独角兽”。各种榜单渐次张榜。不论发布方是谁，“蚂蚁金服”基本都稳坐国内金融科技独角兽的头把交椅。
2018年，同样炙手可热的是人工智能和区块链。令人骄傲的是，杭州拥有全球最多数量的区块链申请技术专利，其中“蚂蚁金服”以55件区块链申请技术专利，成为全球区块链申请技术专利数量最多的公司。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教授谢平认为，互联网对金融业发展带来了迅猛的变化，这一波变革中，“蚂蚁金服”是最具代表性的企业。“阿里小贷”、“余额宝”、网商银行等跨界的创新发挥了“鲇鱼效应”，触动和启发了传统金融行业，推动了金融的市场化改革。
巴曙松看好杭州，是因为这座城市的金融科技企业发展层次丰富，除了“蚂蚁金服”外，新近向港交所递交申请的51信用卡、微贷网、鑫合汇、挖财、铜板街、PingPong金融都在各自领域出类拔萃。以成立于2009年的“挖财”为例，最初从记账APP起步，现已成为互联网金融综合理财平台，累计用户超过1.3亿人，用户人群遍布世界各地。此外，杭州还有一些新兴的小型金融科技企业组成了第三梯队。
闻风而来的是资本。据统计，仅在2016年，杭州市获得不同投资机构投资的金融科技企业达到40多家，其中获得天使轮融资的有15家，A轮融资的有24家，A+轮融资的有3家，B轮融资的有9家。
当国家层面将发展金融科技提升到战略高度时，杭州也开始制定战略支持的相关政策。2016年末出台的《杭州市金融业发展“十三五”规划》中提到，杭州将形成“一湾五镇多点”的新金融空间支撑体系。玉皇山南基金小镇、西溪谷互联网金融小镇都已颇具规模和影响力。同样，这些小镇也成为资本汇聚的高地。
再者，杭州有包括浙江大学在内的学术优势。其中，浙江大学互联网金融研究院就是一个跨学科、产学研一体化的特色互联网金融学术平台。
相得益彰
传统金融的呼应共荣
近日，作为该建议的执笔人，挖财党委书记、副总裁王志峰在接受本报专访时讲述了提交《关于杭州打造“全球金融科技中心”的建议》的初衷。
在这份由他和国内学者高尚全、巴曙松、宋敏联名提交的《关于杭州打造“全球金融科技中心”的建议》中，开门见山地提出当下杭州应利用互联网、金融、科技等产业优势，以建设钱塘江金融港湾为龙头，抓住历史性机遇，加快将杭州打造成“全球金融科技中心”。
王志峰给记者带来了一份《杭州市建设国际金融科技中心的研究报告（2017）》。这份由杭州市金融办牵头的报告客观分析了杭州金融科技发展的现状，与国内兄弟城市的优劣势比较，国外金融科技发展的经验教训，提出了杭州市科技金融发展的目标定位。
通常意义上，说起金融科技中心，人们最容易想起的是北京、上海、深圳。而今，与杭州竞逐金融科技中心的名单上又多了一个强有力的“竞争者”。雄安新区近日与英国签署《关于雄安新区金融科技城项目战略合作协议》，也提出要建设具备“世界眼光、国际标准”的金融科技中心。
据《钱江晚报》报道，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绍兴市委书记马卫光也提出建议，呼吁“浙江要向世界金融科技中心迈进”。
4月1日，马卫光给记者讲述了当时的背景。原来，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浙江代表团联名建议将杭州湾湾区上升到国家战略，使之成为粤港澳大湾区之后的第二个国家级湾区。马卫光要在会上做发言，因此他准备了一份《打造数字经济“一号工程”，培育浙江经济发展新引擎》的建议，其中有一条就是充分拓展移动支付、网商银行等互联网金融技术和业态，探索建设“无现金浙江”，加快建设网络新兴金融中心。
传统的金融中心依靠的是传统类金融机构总部的汇集，是一种中心化的形式，包括金融机构本身就是中心化的结果。而互联网金融相对来说是去中心化，颠覆上百年金融中心沉淀的东西，这需要背后的技术支持。
马卫光认为，浙江要建设成为全球金融科技中心并不突兀。这里有“蚂蚁金服”为代表的移动支付、区块链、金融云等技术，而先进的人才也正向这里汇集。这个金融科技中心如果与上海传统金融中心相呼应，整个杭州湾湾区将成为最有厚度的全球金融科技中心。
放眼未来
“弯道超车”的短板制约
在杭州已成为全球重要金融科技应用中心，向“科技创新中心”迈进的攻坚期，科学、全面、定量、客观地衡量杭州金融科技发展水平以及在全球主要金融城市的地位，进而找准未来发展的突破点显得至关重要。
高尚全、巴曙松等提交的《关于杭州打造“全球金融科技中心”的建议》中第一条就是建议研究制订并发布“全球金融科技中心指数”，通过与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金融科技细分领域的实力对比，深入分析杭州在打造金融科技中心城市、由金融科技“应用中心”向“创新中心”迈进过程中的优势与不足，有针对性地制订金融科技发展战略规划。
2017年9月29日，浙江互联网金融联盟（浙江互联网金融联合会）联合浙江大学互联网金融研究院共同发布了《2017金融科技中心指数》。在这份榜单中将中国各城市在金融科技发展中的优劣势量化为数据，杭州在国内城市综合排名中排在前列，其中，金融科技体验指数排在全国第一。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杭州虽凭借自身强大的创新内生动力在金融科技领域取得了一些成果，但距离国际金融科技中心的目标还有一段距离，要想在“弯道超车”中完成漂亮的冲刺，还需正视自己的短板，加强城市间的相互借鉴和学习。
“杭州作为金融科技应用的世界高地，但杭州本身具有高水平科研能力的院校屈指可数，独木难成林，这导致学界与业界的差距很难弥补，甚至越拉越大。”有专家表示，科研能力是杭州发展金融科技过程中的短板之一。
杭州本地科研院校向金融科技行业输出的高素质人才远远不够，一定程度上让金融科技的发展陷入人才困境。“不仅如此，金融科技发展过程中所需要的法律、会计事务所等配套专业人才也不足以支撑杭州现阶段金融科技的发展。”该专家表示，杭州在金融科技发展上想要走得快，鞋子得合脚。
王志峰告诉记者，之江实验室、西湖大学发挥效应尚待时日，眼下杭州可以从几方面着手：邀请全球范围内的领先金融科技企业来杭设立金融科技研发中心，并提供税收、补贴等方面优惠政策；引进更多高校在杭州设立分校区，联合设立金融科技实验室、研究所；发挥钱塘江金融论坛的影响力，有效整合杭州现有的智库资源，与全球高端智库合作，谋划金融科技未来的发展态势、技术创新、业务模式等。
谈到金融科技企业，就无法回避金融科技的监管难题。“有时候不是金融科技企业不想发展，而是不敢发展，难以发展。”有专家表示，当前，中国的金融科技监管环境并不稳定，监管构架不清晰，导致不少金融科技企业对金融科技的规则环境感到焦虑，裹足不前。长此以往可能导致中国金融科技企业将业务引向国外。
据了解，目前国际上较为先进的金融科技监管模式——“金融科技监管沙盒模式”已经引入中国。“监管沙盒”是一个“安全空间”，在这个安全空间内，企业可以测试其创新的金融产品、服务、商业模式等，而不会立即受到监管规则的约束，这极大地促进了金融创新。“如果杭州能抓住机会，创新金融监管模式，争取成为金融科技沙盒监管模式的试点，将极快推动杭州国际金融科技中心的建设。”浙江大学互联网金融研究院院长贲圣林表示，金融科技监管模式的稳定将会促进产业生态的稳定和良性发展。“金融科技生态好了，便会推动产业健康有序发展，并吸引领域内高素质人才，辅以智库搭建、科研机构建设和教育水平跟进等人才培养措施，杭州建设国际金融科技中心的目标也便水到渠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