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中国观 | 刘跃进：强弱有时，中国为什么千年不离“大一统”？

        中新社北京10月24日电 题：刘跃进：强弱有时，中国为什么千年不离“大一统”？

　　中新社记者 李京泽 梁晓辉

　　中华文明为人类文明贡献了独特的“大一统”理念，这一理念已延续3000多年。回顾历史，中国在国力羸弱时也保持了“大一统”，在发展强盛期也没有对外搞侵略殖民。

　　强弱有时，为什么中国能历经千年始终不离“大一统”？以“大一统”为要义的中华文明如何影响着当代中国，又为建设多元包容的世界秩序提供了哪些启示？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刘跃进教授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解读中华文明的“大一统”密码。

资料图：2021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2周年，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国庆升旗仪式。中新社记者 盛佳鹏 摄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以国家形态从未中断的文明，“大一统”观在其中起到了什么作用？

　　刘跃进：“大一统”一词首次见诸文献，是出现于《春秋公羊传·隐公元年》。公羊高是孔子门人子夏的弟子，应为战国初人。公羊高提出“大一统”，与孔子修《春秋》密切相关。《春秋》三传，各有侧重，他们普遍认为，孔子作《春秋》，就是要尊王攘夷、恢复正统。《公羊传》更多地从正统观的角度，挖掘《春秋》的“微言大义”。

　　说到《公羊传》，董仲舒不得不提。汉武帝刘彻时期，董仲舒结合当时的实际，对《春秋》“大一统”观作了系统的阐释。在董仲舒的思想中，“大一统”有这样一个逻辑关系，即从“大一统”到正统观念，从正统观念到天人合一观念，从天人合一到君权神授观念，从君权神授到天下观念。最终是实现天下一统。在这个思想体系中，“正统观”是“大一统”观的逻辑起点。

　　正统观念确定之后，如何维护正统，便成为当时思想家关注的焦点。司马迁曾问学于董仲舒，也以《春秋》为本，编纂出一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史记》，全面系统地勾划出中华文明自五帝以来“不绝若线”的文明谱系。

　　有了“大一统”的思想，又有自己的文明谱系，无论如何改朝换代，任何一个新兴王朝，要想在中华大地站稳脚跟，就必须认祖归宗，融入到中华文明体系中。可以说，董仲舒和司马迁等人共同为“大一统”思想铸就了坚实的基础。

　　所谓“大”字，有尊大、尊美之意，换言之，也可以说以一统为大。所谓“一统”，随着秦汉的统一，思想家最终融汇了诸子百家学说，突出强调了儒家的思想，道家和法家思想也占据了重要的位置，形成了影响中国两千余年的外儒内法的统治思想体系。

资料图：2021年9月28日，辛丑年公祭孔子大典在山东曲阜孔庙举行。中新社记者 盛佳鹏 摄

　　中新社记者：为何“大一统”能在中国成为现实并发展壮大？以“大一统”为要义的中华文明，对世界产生了何种影响？

　　刘跃进：中国的“大一统”之所以能够成为现实，持续久远，这与我们的文化传统密切相关。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在重大历史事件中，文化的抉择往往能影响到一个民族的发展方向。

　　中国历史上不少朝代有共同特点：第一，以武力取代衰败的前朝，赢得天下；第二，继承前代制度，化解各种矛盾；第三，逐渐由武功转向文治，继而走向鼎盛。这三点中，最后一点尤为重要。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这是一个最基本的道理。武功之后需要文治，历史上各个王朝都曾致力于实现思想和文化上的“大一统”。这是一条重要的历史经验。

　　中国各民族经历了五千多年的历史变迁，并同其他文明保持交流互鉴，最终共同铸就了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我们这个民族源远流长、历久弥新的根本所系。每一次民族大融合都促进了国家“大一统”和中华文明大发展。

　　历史经验表明，对于问题和分歧，往往要靠文明、文化的智慧去化解，通过文明的方式达到以文化人、以文化天下的目的。这是“大一统”理念之所以能在中华大地生根发展的文化基因。

　　建立在“大一统”基础上的中华文化，在各种文明交往中具有强烈的文化感召力。中华民族在充分吸收外来文化、创造中华文明辉煌的同时，也在积极地、充满自信地传播着中华文化，不仅滋育了华夏儿女，也对周边国家乃至欧美产生重要影响，成为世界文明宝库中极具特色的重要组成部分。

　　比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通过丝绸之路，早就传到欧洲。法国安田朴编纂的《中国文化西传欧洲史》显示，17世纪以来英、法、德、意等国的图书馆收藏了大量中华典籍。在这个时期，很多中华典籍中的一些典故甚至一些著作引起西方学者的关注。西方很多有识之士发现，东方文化可以将国家精神意志、民族文化理念、社会责任意识、道德修养追求等内化成为个体的自觉，有助于消除人与人、与社会、与自然的隔阂、对立，弥合国与国、族与族、家与家的分歧，具有化解矛盾危机、整合社会力量的重要作用。这就再一次证明，中华人文精神的核心要义是以文化天下，物尽其理，人尽其能，而不是诉诸武力解决问题。

资料图：北京“真理的力量——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主题展览”现场。中新社记者 贾天勇 摄

　　中新社​​​​​​​记者：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要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新时代这一“结合”应如何与时俱进？

　　刘跃进：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崭新思想在20世纪初叶传入中国，不仅由于它是迄今为止最为科学的客观真理，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它能够在文化层面上与中国的具体实际对话交流，并逐渐在古老的东方大地生根、开花、结果。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用科学共产主义真理的力量，激活了中华民族世代传承的文化基因，使中华文明再次迸发出强大精神力量。中共十九大对中国未来发展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作了全面部署，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就是其中重要内容。

　　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过程中，我们要增强文化自信，既不能食古不化，也不能食洋不化，对西方文化不仰视，也不俯视，更不能以西洋马首是瞻；坚持走自己的路，回归传统，守正创新，同时又要有“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胸怀，容得下各种各样的方法；遵循“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原则，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扬弃继承。这是再创中华文明新辉煌的必然选择。

　　比如，中国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在新时代的创新性发展有利于进一步夯实国家统一之基，抓好民族团结之本，为国家和民族复兴凝聚更多精神力量。

　　再如，“大一统”观把维护领土主权的完整，视为国家尊严的一个基本标志。每一个中华儿女无论生在何时，身在何处，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对国家统一、民族复兴有着强烈的认同。这一品格为促进国家统一、延续中华文明的发展提供了不竭动力。

　　中新社记者：在您看来，中国的“大一统”观可以为人类携手建设多元包容的世界秩序提供哪些启示？

　　刘跃进：探寻、回答、应对世间各种文化的复杂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早在2005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就指出：“我们的祖先曾创造了无与伦比的文化，而‘和合’文化正是这其中的精髓之一。”

　　“大一统”思想中的“和合”文化强调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可能遗世独立；人类文明的发展也不是非此即彼、优胜劣汰的进化过程，不遵从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今天，“和合”文化为携手建设多元包容的世界秩序带来诸多启示。

　　“和合”文化，以伦理道德为核心价值，强调多元一体，强调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注重事物的整体思考和万事万物的密切联系；追求真、善、美的完整统一。同样的意思，换一句话说，就是“天人合一”，顺其自然。这便与近代科学更多地关注“真”而忽略“善”，更多地关注现实而不计后果颇有不同。

　　“和合”文化强调责任意识、奉献精神、合作理念，这与西方文化以利益为核心价值，强调天赋人权，崇尚个人主义，强调竞争法则有着本质区别。

　　“和合”文化重视善良的秉持、孝悌的恪守和礼义的遵从；向来鼓励勤勉、求实与创新；向来崇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原则；向来尊敬“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家国情怀等。这些深邃的思想已经融入中国人的血脉中，至今焕发勃勃生机。

　　尊重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尊重其他民族文化独特性，这是实现世界文化繁荣的必然要求，也是“和合”文化理念的当代表述，值得我们深长思之。

　　展望未来，中华文明完全可以与世界其他文明——尤其是西方文明进行对话、碰撞和交融，为建构全人类共同价值贡献力量。对于一些全人类共同面临的重大挑战，中西方文明只有携起手来，才能更有效地找到正确应对方案。

　　【受访者简介】

　　刘跃进，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文哲学部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博士生导师。《文学评论》杂志主编，中华文学史料学学会会长，中国现代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中国文学卷副主编及先秦卷、秦汉卷主编，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学科规划评审组成员。出版《秦汉文学地理与文人分布》《秦汉文学编年史》《门阀士族与文学总集》《中古文学文献学》《赋到沧桑——中国古典诗歌引论》等专著，《古典文学文献学丛稿》《秦汉文学论丛》《走向通融——世纪之交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回归中的超越——文学史研究的多种可能性》等论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