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1-05-27 09:54:26来源： 意大利侨网
中新社北京5月26日电 题：金刻羽：西方人眼中，中国经济为何总是濒临崩溃？
中新社记者 庞无忌
西方对中国经济的判断机制似乎总是处于“失灵”状态。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唱衰中国经济的声音竞相出现，几乎每隔5-10年，各式各样的“中国崩溃论”就会卷土重来，期间还夹杂着“中国威胁论”的声音。有些学者甚至以此为生。某美国华裔学者在2001年、2011年和2015年三次发文(或出书)，预测中国经济即将崩溃。
但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非但没有崩溃，反而综合国力与日俱增，消除了绝对贫困，倒是“中国崩溃论”，屡屡崩溃。为何中国崩溃论、威胁论在国际社会轮番出现？西方学者、媒体对中国经济的预判为何经常“失准”？中国崛起究竟会给世界带来什么？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金刻羽日前接受中新社《东西问》栏目专访，试图拨开迷雾。
中新社记者：在今年中国公布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之前，有些美欧媒体开始宣称中国面临人口危机。这已不是西方社会第一次唱衰中国，“中国经济崩溃论”为何反复出现？
金刻羽：我不担心中国人口老龄化的问题。现在太多的重点都放在中国有多少老人，有多少年轻人，有多少劳动力。我们应该把重点放在效率上，因为一代一代的效率提升是非常快的。独生子女一代受到的教育水平、训练以及整体的环境，使得他们能够有能力来奉养老人。
为何“中国经济崩溃论” 反复出现？
首先，中国的增长模式跟课本里的西方市场经济模型是不一样的。外界还没见过中国这样的增长速度和发展模式。一些西方人认为，如果不符合历史常规，那肯定是有问题的，甚至还把中国经济模式与前苏联的联系起来。这些认知是错误的。
其次，他们对中国增长模式的了解大多停留在表面。只知道政府跟市场都起作用，而且以政府作用为主。西方主流媒体认为，只要有政府参与，除非是提供公共设施，(不然)肯定就会有问题，或者效率很低，或者出现大量资产错配，然后引发金融系统风险。
但他们极少了解中国经济中更细微的机制、系统、经济结构，以及其中各参与者之间的关系。
近几年，不少国外专家觉得国际金融体系最大的风险来源地就是中国。比如达沃斯论坛上，中国金融系统的问题和风险屡被提及。尽管中国快速发展积累的债务很高，但他们没想到，中国通过政策调节，慢慢就把金融风险大大地化解了。
中国政府有非常强大的力量和资源，能够出台一系列政策来控制金融风险。而其他西方国家，包括美国，政府没有那么大的力量。他们有金融风险意识，但真正能做到的远小于中国。
中新社记者：中国的经济体制、增长模式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地方在哪？
金刻羽：在中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与众不同的。政府的资源、力量和动员能力都是其他国家没见过的。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新设市场主体2179万户。西方学者大多困惑这么短时间内，为何出现这么多新企业？其实，政府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尤其地方政府。地方政府愿意扶持一些效率比较高的私营企业，这是让持主流观点的经济学家很难理解的。
中国的这套系统中，政治跟经济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政府有一系列的考核目标，要推动发展、要吸引投资、要保护环境、要创新，他们更愿意挑选有能力有潜力的企业。
再看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的关系。中国的国企和私企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一些国有企业直接或间接地成为私营企业的股东。数据证实，在国有企业周围、跟国有企业联系最紧密的部分私营企业是增长最快、效率最高的。
国企和私企的这种密切的网络连接是只有中国才有的。有人觉得如果有大量的国有资本参与进来，效率肯定很低，但实际上并不是。国企和私企资源互补，私营企业有很好的企业文化、产品创新等，国有企业有融资等优势，就像一个阴阳图一样，有黑有白，两者共存，这也是西方所不能理解的。
中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很复杂，但又有很清晰的经济逻辑和经济关系。西方学者大多对此认知比较肤浅。
中新社记者：如果以西方的系统和标准来衡量中国会犯什么错误？
金刻羽：西方看中国的经济是很不准的。他们以自己的标准、系统和模型来衡量中国。他们认为，中国储蓄率太高，投资率太高，经济结构偏于出口和工业等。
但如果只是片段地从某些宏观数据观察中国，就不能理解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中国的投资率虽然比其他许多国家都高，但是中国正在城镇化，需要大量投资，包括新老基建等方面。所以什么叫过高？中国的情况跟日本、美国是不同的。
储蓄率也一样。在国外看来，储蓄率高就意味着消费弱，所以一定要降低储蓄率，才能刺激经济。中国储蓄率的确高，但有它的优势。中国较高的储蓄率避免了很多发展中国家踏入的一个“圈套”，那就是需要从国外借大量的钱，才能实现发展。而外债最终成为许多发展中国家经济、金融危机的导火索。
另一个误解在于，中国的储蓄率那么高，投资也那么高，经济增长完全是靠资本积累推动的。在投资空间缩小后，经济增长肯定要放慢，甚至走向低迷。
其实，过去几十年，改革带来的效率提高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而非投资。1990-2007年间，效率提升贡献中国经济增长50%以上，所以不能说是中国只是靠投资、靠储蓄，也不能说是(只)靠出口拉动经济增长。
中新社记者：近年来，我们听到“中国崩溃论”减少了，但是“中国威胁论”在增加，这是为什么？
金刻羽：中国如今真的是一个非常有实力的国家，也是近百年来，第一次有如此人口规模的发展中国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中国的文化又与西方非常不一样。
中国的影响力不仅表现在经济体量巨大，而且中国的科技、创新效率、居民的人均收入确实在一步步往上提升，所谓的“威胁论”可能源自于中国真的强大了。
二战以后，美国充当了世界“老大”的角色，进行所谓民主输出和美国模式的输出。他们认为全世界都应像美国那样，往一条路去走。但中国很不一样，中西方的政治体系、价值观、文明文化、经济发展模式等都很不同。
同时，外界对中国没有那么了解，不知道中国的目标是什么，以后在世界当领袖的方式是什么。所以，很多“威胁论”来自于不同和不了解，很容易带来恐惧甚至妖魔化。
此外，“中国威胁论”也是某些国家国内政治的需要。
以美国为例，美国国内有各种问题，比如：精英跟普通百姓的距离越来越大，这在特朗普时代成为一个尖锐问题。还有种族问题、极端的自由主义带来的人权问题等，使得美国国内加速分裂。美国需要有一个来自外部的挑战，以凝聚国内的力量，所以鼓吹“中国威胁论”也是其政治诉求。
中国完全有权利让本国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这是各国都应该同意且鼓励的事。遏制中国增长就剥夺了中国百姓的机会，如果从人权主义的角度出发，这也是说不通的。
中新社记者：中国崛起对世界意味着什么？
金刻羽：从经济上看，中国的崛起对世界有很多好处。
当今是一个网络时代，也是个多赢时代。网络时代的领军者跟上一个阶段“中心国家”的意义完全不同。网络时代的“中心国家”不是要去遏制其他的参与者，而是要鼓励、帮助甚至扶持其他的参与者。“中心国家”要保护网络，要保护国际化，要保护整个经济体系，让大家能够共赢。
中国的作用可能主要发挥在三个方面：
其一，中国可以充当全球金融稳定之“锚”。在全球发生经济危机或金融危机时，中国可以作为一个基石，跟美国与其他重要经济体一同来稳定全球的金融市场和全球产业链。
其二，中国资产市场给诸多投资者一个分散风险的机会。相对来说，中国的股市、债券市场等资本市场与发达国家资本市场的关联度要小很多。而国际投资者持有中国资产的比例还很小，他们提高持有中国资产的比例，能很大程度上分散风险。
其三，中国能提供大量的、很好的贸易机会。这10年来，中国给全球增长所作的贡献几乎保持在三分之一左右。
贸易虽然是多赢的，但是有一部分人会受到负面影响。这时候应该是由政府来主导出台一些方案，帮助弱势群体重新就业，但这是美国政府没有做到的。
所以，当中国的贸易来到美国市场，弱势群体失去自己的工作，甚至是没有机会重返劳动力市场。这时候是该怪中国的贸易，还是该怪美国政府没有更好地帮助这些人？几十年来，美国的教育程度整体是下降的。美国应该更好地解决国内问题。
中新社记者：很多人担心美联储一旦缩表，会重演2013年的“缩减恐慌”，引发发展中国家经济危机，能否改变这样的局面？中国能发挥多大的作用？
金刻羽：美联储现在面临两大挑战：
一是如何权衡国内目标和国际影响。
目前美联储在全球金融系统中充当“基石”。美联储每一次利率变动，包括 QE等对全球影响巨大。但它在选择这些方案时，并没有考虑到全球，而是优先美国自身需要，不理会政策溢出。
但溢出非常大。很多人都能感觉到美联储降息时，全球信贷泛滥，很多国家尤其发展中国家不该有的泡沫都出现了；缩表的时候，发展中国家也受负面影响，甚至爆发金融危机。这是全球化的表现，也是全球化没能解决的问题。
作为一个核心国家，如何权衡国内目标和国际影响？美国没能做好这样的平衡。有人说，需要第二个国家，比如说中国的央行发挥作用，共同稳定市场。两个央行之间需要一定的沟通和对话，一起来控制局面。
二是近些年美国经济体量在全球占比减小，美国所能提供的安全资产以及流动性高的资产，难以满足全球需求。
这时候也需要一个其他国家或经济体，来补充美国的漏洞，尤其是在支持新兴经济体方面。2009年以后，中国就起到了这样的作用：在新兴市场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危机中，中国提供了流动性。
很多国家都很反对美国将美元当成一个政治武器，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标。这时候会有很多人支持一个新的国际货币诞生。欧元是做不到的。欧洲有经济稳定问题，国与国之间还没有能够真正成为一个大的统一市场，虽然欧洲债券市场体量很大，但因为每个国家主权问题，实际上还仍是分离的。
这是中国的机会。不过，现阶段中国还不一定能够做到，中国的金融体系还需要较长一段时间才能真正完善。从货币来说，货币是需要信任的。一个国际货币背后虽有硬实力，也就是它的经济实力和整体稳定性，但也有软实力，包括人们对一国体系的信任程度，这也是中国需要做更多工作的地方。(完)
金刻羽博士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终身教授，从事国际经济学、技术竞争和中国经济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她拥有哈佛大学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曾在耶鲁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任教，目前在国际顶级经济期刊《经济研究评论》的编辑委员会任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