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丽菊、崔英辰：儒学如何在韩国传播？

        中新社北京9月27日电 题：儒学如何在韩国传播？

　　作者：邢丽菊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崔英辰 韩国成均馆大学名誉教授

　　纵观朝鲜半岛历史，儒学思想统治了朝鲜王朝500余年之久。直到21世纪的今天，韩国依然是世界上儒学传统保存最好的国家之一。中韩互为友好邻邦，同属汉字文化圈，两国人民在长期历史发展和文化交流中共同谱写了东亚文明的光辉篇章。

　　儒学如何传入朝鲜半岛？

　　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对中华文明的发展产生深刻影响，也对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韩国儒学在吸收中国儒学的基础上形成，但它并不是单纯的移花接木，而是在适应朝鲜半岛风土人情的基础上，对中国儒学进行更深入细致的发展，从而形成了民族的文化精神(Ethos)。

　　韩国儒学思想意识的萌芽最早可追溯到檀君朝鲜。檀君朝鲜是关于韩国民族祖先起源的神话，在《三国史记》和《三国遗事》中都有记载，其中出现了世界的三个轴心——天地人。在天地人和谐相处的世界里，人所要做的就是弘益人间，这与中国儒学“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的精神相一致。

　　关于中国儒学何时传入朝鲜半岛，学界众说纷纭。但可以肯定的是，朝鲜三国时代(约公元前57年至公元668年)已开始普遍使用汉字。与此相对，儒释道三教也陆续传入朝鲜半岛。公元372年高句丽正式设立太学，儒学在国家层面被正式吸收。公元918年高丽建国后，太祖王建的《训要十条》以儒为表，强调儒学治国理念，统治者积极践行儒家为民思想，为后世君主立下治国之本，并以佛道为里，将佛教和道教信仰作为镇守国家的重要手段。

　　丽末鲜初，朱子学传入朝鲜半岛并受新兴士人推崇。1392年建立的朝鲜王朝是名副其实的儒教(韩国一般称儒学为儒教)国家，儒教成为其统治指导思想。与朱子理学相比，朝鲜儒者从“性即理”概念出发，一般称理学为“性理学”，更突出人的道德心性的主体地位。

　　为加强朝鲜建国的正当性和当为性，朝鲜初期的性理学者展开大规模的排佛论。之所以排斥佛教，根本原因在于性理学具有重视道统的特征。当时代表性排佛论者有郑道传、徐敬德、李彦迪等。他们一方面排斥佛教，另一方面树立性理学的权威地位。朝鲜前期的儒学大家有退溪李滉和栗谷李珥。退溪以人的心性为中心解释理气，并以此为理论依据推理自然；而栗谷则首先洞察自然的理气，并以此原理来贯通人。换言之，退溪是道德的理想主义者，栗谷是道德的现实主义者。

　　17世纪壬辰倭乱后，朝鲜王朝实现由主导政局的勋旧派向充实发展性理学的士林派之政权交替。随着土地生产能力提高，经济私有观念得以推广，各种因素促成“国家再造论”产生，引发社会改革。经由退溪和栗谷发展，性理学在朝鲜后期继续兴盛，思潮大致有：性理学、礼学、阳明学、实学等。

　　1876年《江华条约》签订后，朝鲜王朝被迫打开国门。面对西方列强侵略及异质文明入侵，儒学发展日渐衰微，朝鲜王朝最终于1910年被日本吞并。在日本对朝鲜传统文化的抹杀下，儒学一蹶不振。直到1945年光复独立，儒学作为传统文化才重新迎来发展转机。

　　朝鲜王朝时期，为何朱子理学一尊天下？

　　朝鲜王朝是朱子学的天下。当时新兴士人之所以选择朱子学，是因其“重道统、辟异端”的特点。

　　从理论来看，朱子理学强调尧舜文武周公到孔子的传承，排斥佛教，这种“辟异端”的特点正好为高丽末期学者反对佛教提供理论基础。

　　从现实来看，朱子强调理的尊严性，他认为虽然南宋王朝暂时无法收回被外族抢占的国土，但这只是可变因素“气”的作用所致，而中华的本质“理”不会变。这一点正契合了朝鲜太祖李成桂主张通过易姓革命建国的正当性和当为性。

　　如果说朱子学在朝鲜时期的发展如同大江大河，阳明学的发展则如潺潺小溪。据《辨王阳明守仁传习录》中的时间推断，朝鲜时期对阳明学的认知应早在中宗十六年(1521年)。但在以朱子性理学为宗的朝鲜学界，道统显得尤为重要。自1392年朝鲜王朝建国起的一百多年创业期，均以“辟异端”为由大力排斥老庄和佛教，确保儒教的正统性，例如朝鲜大儒退溪坚决捍卫朱子学，排斥阳明学，以著述《传习录论辨》批判“知行合一”。

　　17世纪以后，中国明清交替，日本江户幕府政权成立，整个东亚处于动荡。此时朝鲜学界空理空谈之风甚上，学术气氛僵硬。为批判并反思“挟朱子而作之威济其私”风气，朝鲜阳明学的代表学说霞谷学应运而生，以格物致知论、良知体用论和生理说为主要特点。但在当时的社会氛围下，少有人能与霞谷学产生共鸣。不过，阳明学为朝鲜后期具有创造性的文学创作、开化派思想等作出一定贡献。

　　近代史上韩国儒学如何面对西方文明？

　　韩国近代思想在儒家道德文明与西方近代文明的冲突中形成，可谓“自我”与“他者”的合体，即“西势东渐”的过程。

　　19世纪前半期之前，东亚一直处于以中国为中心的地区秩序之下。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侵入东亚，朝鲜王朝被迫卷入由西方列强和日本主导的“被动的近代”。由于国政不力，19世纪朝鲜农民运动此起彼伏。国家所面临的问题是对内迫切需要改革自强，对外应对西方列强侵略，特别是与西方国家建立关系。当时，朝鲜社会出现斥邪卫正思想、开化思想和东学思想三种方案。

　　斥邪卫正指的是坚决排斥“邪学”天主教，捍卫“正学”性理学。西学虽然主要指天主教，但广义上也代表了整个西方文明。斥邪派认为西方文明具有野蛮的侵略性，纵容之不仅会令社会体制崩溃，而且国家也会灭亡。

　　开化思想则与之相反，主张通过吸收西方近代文明来建立近代国家体系。西方文明虽然具有文化上的先进性，但同时也具有帝国主义侵略的野蛮性。对朝鲜而言，西方是具有双重性质的“他者”。开化思想虽然争取独立，但不能实现完全独立。

　　主导斥邪卫正和开化思想的主要是知识分子，而东学思想以深受帝国主义侵略的下层民众为主体。他们一方面批判政府和官僚的腐败，一方面批判西方列强侵略的不正当性。

　　儒学的现代化发展面临何种挑战？

　　光复独立三四十年后，韩国一跃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并在今年正式被联合国认定为发达国家。20世纪末，韩国各界都在思考一个问题，即“我们为什么会成功”。最后他们从传统自由市场经济理论、帝国主义论、从属利益论等无法解释的东亚经济发展的文化要因——儒家思想中找到了答案，这就是“儒教资本主义论”。

　　目前韩国儒教资本主义论的主要观点如下：第一，儒教文化传统对经济发展必需的人力资源培养产生重要作用，教育热潮和严格的劳动伦理是引导东亚国家经济发展的动力；第二，儒教式的政治秩序和社会传统使国家政策有效贯彻，并在资源调动方面起了强有力的积极作用；第三，儒教式的家族共同体主义、重视诚信道德等传统伦理也对经济发展起到极大作用。

　　今天，韩国社会的儒学认识是两面的。积极认识主要有：儒学创造了朝鲜时期辉煌的性理学和民族传统文化，儒学传统促成今天韩国社会的“教育热”。消极认识主要有：男尊女卑的男权思想长期压抑女性自由，长幼有序的位阶秩序让年轻人备受桎梏，家族式经营理念带来家族特权等腐败现象。

　　尽管儒学在历史上声名显赫，但在现代韩国社会，儒学发展面临严峻挑战，主要表现为信奉儒教的人口比例减少、家族主义思想弱化、成均馆财力和人力不足等。此外，现有儒林组织习惯于墨守成规，缺少应对大数据时代的高科技手段，在教育教学、信息传播等领域存在短板。

　　预计到2025年，韩国儒教人口数量将停留在5万左右，老龄化问题更令这一情况雪上加霜。韩国政府已意识到问题的紧迫性，不仅出台政策鼓励生育，而且多部门联手积极支持书院与乡校振兴事业发展、资助卓越的儒教书院，一系列举措体现韩国振兴儒学的决心。传统儒学如何适应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在年轻一代中重塑正面积极形象并生机勃勃发展，是现代韩国儒学发展的重中之重。(完)

　　【作者简介】

　　邢丽菊，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副主任，“中韩关系未来发展委员会”中方委员，兼任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中韩文学与文化比较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朝鲜史研究会秘书长等职。2008年于韩国成均馆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主要研究领域为东亚哲学与思想史、中国文化与外交、中外人文交流等。在《哲学研究》《国际问题研究》以及国际SSCI等权威刊物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主要著作有《中外人文交流概论》《韩国儒学思想史》等。

　　崔英辰，哲学博士，韩国成均馆大学名誉教授，现任韩国成均馆翰林院院长、韩国哲学思想研究所理事长。曾任韩国成均馆大学儒学大学院院长、韩国思想史研究会会长、韩国朱子学会会长、韩国栗谷学会会长等职。主要研究领域为韩国儒学思想史、韩国性理学、东亚儒学思想比较研究等。出版著作数十部，代表作有《儒教思想的本质与现在性》《朝鲜时期儒学思想史的发展》《韩国儒学思想研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