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 | 代辉：中国古生物研究，论文为何频现“洋作者”？

        中新社重庆4月11日电 题：代辉：中国古生物研究，论文为何频现“洋作者”？

　　作者 张旭

　　中国近年古生物研究热闹非凡，不断有新属种恐龙、古脊椎动物化石发现发表于核心期刊。不少由中国主导的新属种古生物研究，外国权威专家也参与其中。

　　例如，2022年3月，亚洲最古老剑龙——元始巴山龙发现论文发表，其第三作者Susannah C. R. Maidment是英国自然历史研究博物馆研究馆员。又如，2020年发现的普安云阳龙，其论文的第二作者Roger B. J. Benson是英国牛津大学地球科学系教授。

　　“洋专家”何以成为中国恐龙论文的作者？他们为何参与？又能给研究带来什么？中新社“东西问”就此专访了重庆市地勘局208地质队副总工程师、川渝共建古生物与古环境协同演化重庆市重点实验室主任代辉。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Susannah C. R. Maidment与Roger B. J. Benson在元始巴山龙和普安云阳龙的论文中分别扮演了什么角色？

　　代辉：这是中国专家主导的新属种恐龙研究，要感谢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徐星、自贡恐龙博物馆研究馆员彭光照等中国专家的指导，外国专家也与我们进行了通力合作。

　　Roger B. J. Benson在普安云阳龙的研究中，提供了恐龙形态学、系统演化等方面的指导。他是国际学术期刊的审稿人，其母语为英语，对我们文章质量提升很有帮助。同时，他作为大型兽脚类恐龙研究的权威，能够给我们这篇文章方向上进行把关，成为了我们文章的第二作者。

　　Susannah C. R. Maidment是世界剑龙研究的权威。元始巴山龙的骨骼特征非常明确，与已知侏罗纪剑龙有着明显的差别。她亲自对元始巴山龙进行了系统发育分析，确定其在剑龙演化中的位置。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系统发育分析，这一科研过程非常严谨，不同知识、经验的人来操作，得出结论的可靠度、可信度都不同。她的分析，提高了论文的可信度。同时，她也在学术和语言上帮助我们提升了文章质量。

重庆市地质遗迹保护与研究实验室化石修复中心。中新社记者 陈超 摄
 

　　中新社记者：古生物研究为什么需要东西方合作？

　　代辉：首先，古生物研究东西方研究者的竞争关系并不明显。

　　这是由古生物研究的特点决定的。因为古生物研究的基础是化石，而化石具有唯一性，所有的研究和结论都基于化石证据，古生物研究很难出现类似材料学(如电池、航空材料)、生物学(如新冠病毒疫苗研发)、通信技术(如5G技术)那样的竞争状况。

　　其次，当前的东西方古生物研究具有互补性。

　　中国地大物博，化石资源丰富。20世纪90年代，以澄江动物群和热河生物群为代表的古生物化石群的发现，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古生物研究的发展，在之后的30余年里，中国的古生物研究有了长足进步，在各领域都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而同时期的西方，尤其是英国，因为化石资源越来越匮乏，他们的研究人员在研究方法的探索上相对更加积极主动。也就是说，中国在化石资源和古生物基础研究方面更具优势，而国外则在研究方法更具创新优势。

　　所以，古生物研究的交流合作是彼此需要。从推动古生物学科发展的角度来说，这是最好的时代。

　　再次，合作可以将研究做得更完美、更有影响力。元始巴山龙和普安云阳龙在研究方法和论文语言等方面的合作，就证明了这一点。

　　从古生物研究的角度来说，闷声做研究也做不到“一枝独秀”。古生物研究是理论，光知道结论用处不大，学科要发展，你得打开“另一面”，你研究了形态学，还得研究生物学、环境学等等，要拓展研究范围、深度、角度，才能迎来学科的蓬勃发展。

重庆市地质遗迹保护与研究实验室化石修复中心，工作人员正在对元始巴山龙化石进行修复。中新社记者 陈超摄
 

　　中新社记者：目前，古生物研究东西方合作的情况如何？已取得哪些成效？

　　代辉：一是人的交流密切。中外古生物学科里，学生可以到其他学校进行学习。研究人员也可以做访问学者，带着课题去，和外国的研究人员一起做，甚至与比较知名的学者合作。这种人的交流是双向的。

　　二是对化石资源的开放程度较高。假如，我在研究过程中需要观察很多化石标本，它们可能属于不同的研究机构、大学和博物馆，我可以向对方申请观察这些标本，通常情况下都能成功。我就曾委托国外的研究人员帮我拍摄一些化石的图片，对方也很乐意辅助我。反之亦然。

重庆市地质遗迹保护与研究实验室化石修复中心，工作人员正展示元始巴山龙化石。中新社记者 陈超 摄
 

　　三是学术交流多。学术机构之间的合作、学术会议等都比较多，东西方的研究人员都非常愿意参加，这既有助于研究成果的对外公布，也是一个人脉扩展的过程，对学术交流有利。

　　研究人员大多愿意推广研究方法，世界很多大学、研究机构都会组织各种研究方法的培训讲座，大家都能申请参加。目前，对我们构成较大阻力的不是人为因素，而是新冠疫情。疫情当前，面对面的交流机会少了，但是我们通过邮件，在线深入交流。

　　一篇核心期刊论文刊发前，编辑会面向全世界的相关专家征求意见，会随机征集审稿人，大家会在匿名的情况下，进行深入沟通，最终把研究做深、做透。

重庆市地质遗迹保护与研究实验室化石修复中心。中新社记者 陈超 摄
 

　　中新社记者：您认为，古生物研究与合作对于大众有什么意义？将来还可以在哪些领域继续深入？

　　代辉：古生物这些“冷门”研究经常被称为“无用之学”，但其实它是有用的，应用遍及科学、文化、经济等领域。

　　文化方面，还有很多值得挖掘的IP。

　　坦率说，中国对于恐龙的文化IP挖掘得还不够，关于恐龙的电影几乎没有，甚至纪录片都很少，可以发掘一些类似于《侏罗纪公园》电影、恐龙主题公园之类的知名IP，这是借鉴西方做得好的地方。

　　科学方面，古生物对科学也可以提供帮助。

　　我们在研究中，曾给恐龙骨骼做CT，因为恐龙化石石化程度很高，需要的能力就很高，CT设备都是特殊定制的，在这个过程中，相关科研单位还发现了一些CT设备的可改进之处。

　　还有，目前，我们是无法提取恐龙化石的DNA的，因为恐龙化石经历数千万年到亿余年，目前技术达不到，但这并不代表没有DNA留存在化石上，或许将来能够攻克相关技术。

　　通过学科的交叉应用，能够增加我们对远古的了解，甚至让我们重新认识世界。同时，医学、生物学方法等为古生物研究提供帮助，也促进着自身继续向前发展。

　　古生物学科的经济价值同样不可忽视。

　　世界上很多地方发掘恐龙后，都修建了恐龙博物馆，很受民众欢迎，推动了地区旅游、经济的发展。以恐龙为代表的古生物甚至可以是一个经济IP，如何更好地发挥其作用，这值得全世界一起探讨。(完)

　　【受访者简介】

　　代辉，男，古生物学与地层学博士后，正高级工程师，现任重庆市地勘局208地质队副总工程师兼地质遗迹保护研究院院长，川渝共建古生物与古环境协同演化重庆市重点实验室主任。发现和建立新的恐龙动物群“重庆云阳恐龙动物群”，研究成果填补恐龙演化重要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