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 | 杜伟生：古籍在传承中华文明中发挥怎样的作用？

        中新社北京7月21日电 题：杜伟生：古籍在传承中华文明中发挥怎样的作用？

　　作者 陶思远

　　浩瀚的中国古籍是记录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是流传至今的宝贵文化遗产。今天，中国古籍的保护、传承与发展，对赓续中华文脉、弘扬民族精神、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古籍何以连线中华文明？如何让古籍“活起来”乃至“传下去”？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传承人、古籍修复专家杜伟生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栏目专访，对此做出深度解析。

　　中新社记者：中国是从何时开始重视古籍修复的？今天古籍修复秉持着怎样的原则理念？哪些技术借鉴了西方？

　　杜伟生：中国对书籍修复的意识起源很早。《史记·孔子世家》提到：“读《易》，韦编三绝”，这应是中国书籍修复意识的萌芽。北魏贾思勰撰《齐民要术》已对书籍修复有了最早记载：“……自非向明举而看之，略不觉补。”唐代至明清，中央政府皆为藏书修书设有专门机构。

　　北京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前身)于1950年成立了修复股，此前没有单独的修复部门。

　　中国修书自古讲究“修旧如旧”，其标准就是贾思勰所提倡的“略不觉补”。近年来，随着与西方交流渐多，中国也借鉴了一些新理念，比如更注重安全性的“最小干预”。但中国需借鉴的不是技术，而是理论研究及修复史编撰。这些方面缺口巨大，原因有二，一是文献记载太少，二是自古从业人员普遍是手艺人，文化水平不够。

　　中新社记者：你潜心古籍修复40多年，见证了当代中国古籍修复技术、理念的发展。能否举例谈谈古籍修复最大的价值和意义是什么？

　　杜伟生：1990年，我前往大英图书馆助其修复敦煌遗书。我在一件残卷中揭出了一张非常珍贵的唐代“勑”，英国工作人员不知其意，当得知这相当于“王的旨意”后，他们大为惊喜。后来，大英图书馆“敦煌国际项目”所用Logo就是这张“勑”上的“勑”字。这是东西方文化交流合作非常成功的案例之一。

　　敦煌遗书早在1910年左右就被收藏进了当时的京师图书馆，但未加修复。直到1990年前后，北京图书馆决定立项修复，经多番讨论，各领域专家共同定下了四条原则：一是“先救命、后治病”，优先修复一碰就坏的部分，保证后期修复时可上手操作；二是“不添也不揭”，尽量保证原样“不动刀”；三是“可逆”，哪道流程不合适皆可推翻重做；四是“最小干预”，能补就补、能粘就粘，能不裱就不裱。

　　1992年，敦煌遗书国际研讨会在北京香山召开。会后，几位来自台湾佛光山的尼姑到北京图书馆参观，一见我就行礼，她们说：“您修佛经，做的是最大的功德”。这件事对我触动至深，从前不曾这样想过。若延伸开去，修复古籍其实是在传承文脉。老话讲，古书“百部存一”，其实根本不到1%，绝大部分散失了。我们今天讲提高文化自信，留下来的珍贵古籍就是文化自信最好的证明，而修书就是尽最大努力延长古老华夏文明的寿命。

　　中新社记者：从某种意义上讲，文化领域中各修复行业的工作宗旨均是赓续中华文明，古籍修复与其他修复行业有何不同？

　　杜伟生：古籍修复和其它修复行业性质一样但意义不同。文物修复中，任何器物象征的仅是历史的一个点，但古籍是历史的一条线。

　　细分下来，古籍修复可分成五个方面。

　　第一，修书者从《史记》到“二十四史”，历朝历代的经史子集都要修，这本身就是一条绵延数千年的历史文化发展脉络。

　　第二，中国古籍发展脉络也是印刷术、造纸术及装帧术等综合技术的发展脉络。以纸书为例，五代前的书籍皆是卷轴状，五代开始向册页纸转化，宋代后改为“蝴蝶装”，元代出现了可快速生产的“包背装”，明清则以适合大规模生产的线装书为主……这一系列装帧技术的改进背后实则源于印刷、造纸技术的提高。

2019年在国家图书馆举行的“中华传统文化典籍保护传承大展”吸引参观者。中新社记者 杜洋 摄
 

　　第三，中国古籍串起了各历史时期文化重心的转移。先秦诸子的著作是汉代书籍内容主流，隋唐宋时期，佛经成为书籍主要内容。但宋朝时，以诗词为代表的文化发展至顶峰，尤其是出现平话话本后，民间对宗教内容以外的书籍需求量骤增，大部分“集部”书都在这时出现。明代小说盛行后，民间对书籍内容的需求更加多元。

2013年6月8日， “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中心”揭牌仪式在国家图书馆古籍馆举行。中新社记者 刘关关 摄
 

　　第四，古籍内容的拓展路线实则是古代教育的发展路线。古代，“纸”始终是奢侈品，所以书籍最初仅为文人阶层服务，内容多以“学术”“宗教”为主，且如此延续了千年以上。直到明代戏曲、小说彻底普及，书籍才下沉到社会底层，读者群体才扩展到寻常百姓家。后世常用的《草诀百韵歌》《农用杂字》都是明代后盛行的，其原因是百姓开始学习基础文化，这是中华文明进程中一个巨大的进步。

　　最后，古籍流通传承背后影射出各封建王朝管理制度的一脉相承。出于政治考虑，历代佛经和儒家经典都是由官方提供“正本”，方能印刷流通。经厂是被授权的政府机构，他们严格审核佛经内容，并为其配置扉画，最后印刷流通。这样严谨的制度历代相传，从未改变。从管理角度看，北京有琉璃厂，南京、北京都有裱褙胡同，书籍的印刷、装帧、交易往往是聚集经营的，这是统治阶层便于集中税收管理的体现。

　　综上，中国古籍从多个方面以“连线”方式串起了中华5000年文明，这是古籍本身及修复古籍最大的魅力所在。

　　中新社记者：古籍离今天的生活已经很远，但古籍必须“活起来”才能“传下去”。该如何加强古籍和公众之间的联系？

　　杜伟生：中小学教育很重要。近年来，书法、国画、民乐等相继进了中小学课堂，古籍进课堂也可以是一种尝试，要通过接触古籍让下一代知道，它是伟大的文化载体。

　　首先，古代四大发明中的两大发明(造纸术、印刷术)都与其有关。其次，华夏5000年文明最重要体现之一就是汉字，与其他文明相比，汉字的发展自甲骨文开始从未间断。如果古籍基础教育跟不上，若干年后文脉或将断掉。

　　所以，必须从小培养青少年对古籍的兴趣，但要通过趣味学习的方式了解古籍的来源、构成，甚至可引导青少年亲自动手造纸、刻书。古籍不能只在学者之间“活起来”，更要在老百姓心中“活起来”。

　　中新社记者：“加强古籍工作对外交流合作”是新时代古籍保护工作的重点任务之一。你对对外推广中国古籍有何建议？

　　杜伟生：古籍“走出去”的最大意义在于让海外了解古代中国。今天，东西方对特定事物看法不同的根源是文化价值观不同。很多西方宗教古籍是对战争的记录甚至歌颂，而儒家从2000多年前就开始追求“仁”的最终归途——“天下大同”，这是根基上的差异。只有当西方了解古代中国人对宇宙自然的看法，才能了解今天中国人对世界的看法。古籍是了解中国人最好的渠道之一。

　　需要强调的是，古籍对外交流合作的当务之急是把海外的汉语古籍资源统计清楚，并将其数字资源收归进中国古籍数据库中，丰富现存古籍内容。未来，数字交流才是对外推广中国古籍的主要渠道。

　　受访者简介：

　　杜伟生，男，古籍修复专家、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传承人，从事古籍修复40余年，全面掌握中国各种古籍装帧形式的修复技术和中国传统字画装裱技术，并熟悉欧洲古旧精装书籍的装订和修复技术。其经手修复的古籍包括敦煌遗书、宋《文苑英华》、西夏文献、明《永乐大典》及其他善本古籍，总计数千册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