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圣凯：佛教中国化是佛教的世俗化吗？

        中新社北京8月15日电 题：圣凯：佛教中国化是佛教的世俗化吗？

　　中新社记者 李晗雪

　　佛教传入中国两千年来，不仅与中国的文化和哲学思想融合，形成本土汉传、藏传、南传三大语系佛教，更在许多今人不经意处深深融入中国民众的寻常日用。那么是否可以由此认为“佛教中国化”已经“完成”？上述历史过程，是否可以理解为佛教在中国的“世俗化”“汉化”？清华大学道德与宗教研究院副院长、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副所长圣凯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探讨了上述话题。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佛教中国化是发展成为全新形态的佛教

　　中新社记者：如何准确理解“佛教中国化”？为什么不能将此过程理解为“汉化”“世俗化”？

　　圣凯：公元前后，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佛教要在中国大地生根、发展，在思想上要与中国固有的儒家、道家、道教等文化兼容，在信仰上要与“礼”文化融合，在制度上必须获得王权的接纳，在传播上必须得到社会的包容与护持，此外还要有蓬勃发展的经济作为支撑。

　　所以，讨论“佛教中国化”的历史内涵，就是探讨佛教从域外文明转型为中国宗教的历史进程与规律，梳理印度佛教与中国佛教之间的绵延与断裂、继承与创新，考察佛教与中国儒、道文化之间的冲突、解释与融合，呈现佛教与中国社会的互动。

2018年10月29日，第五届世界佛教论坛在福建省莆田市开幕。图为论坛启幕前举行祈福大典。中新社记者 王东明 摄
 

　　相比其他宗教进入中国，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具有四种本质上的特征：

　　一、“弱组织”的文化传播方式。在印度佛教与中国佛教之间，主要是经典文本的翻译与传播；僧人是作为个体进行交往，与印度佛教没有组织上的关联，因此从未发生因佛教传播导致的战争。

　　二、原创性的文化融合。中国固有的儒家、道教等文化是佛教发展的“背景”，虽然有出家与孝道等冲突，但中国佛教原创性的经典解释与理论创新，化解了三教之间的伦理冲突，推动了三教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化融合。

位于北京通州的“三教庙”建筑群。中新社记者 杜洋 摄
 

　　三、精英与大众共同创造的文化实践。绵延千年的“佛教中国化”并非单纯是佛教界、文化界精英知识分子的创造，而是“中国佛教有缘人”的共同创造。

　　四、世界性与地方性融合一体。中国佛教作为“佛教中国化”的成果，既是域外宗教文明的本土转型，又向东亚和东南亚等地传播。

　　印度佛教约于公元前后传入中国中原地区，并于公元7世纪、11世纪分别传入西藏地区和云南地区，并与不同地区的文化形态相融合，形成了具有不同民族气质、形式和特征的三大支：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和南传上座部佛教，分别运用汉文、藏文和傣文，各自着重弘扬大乘佛教、密教和上座部佛教的教义。

　　所以，“佛教中国化”不是单一民族化，如南传佛教为傣族、布朗族、德昂族、阿昌族和部分佤族、彝族所信奉。

　　即便汉传佛教，也不是佛教“汉族化”，因为汉传佛教是由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僧侣乃至侨民游僧共同创造的。来自西亚、中亚和南亚的域外僧人和中国新疆于阗、龟兹、疏勒等地的僧人，深入汉地译经传教。隋唐佛教八大宗派中，三论、唯识、华严、密和禅诸宗的成立都有非汉族僧侣参与，或者是直接由非汉族僧侣创建。汉传佛教实际上融汇了多民族佛教僧俗大众的智慧，融合了多民族的佛教思想文化，体现了多民族共创的复杂性格。

2015年10月24日，第四届世界佛教论坛在江苏无锡开幕。清晨，与会者们前往出席开幕式。中新社记者 泱波 摄
 

　　就与印度佛教的关系而言，中国大乘佛教与印度大乘佛教的关系，是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其断裂大于绵延，但没有走向对立；创新大于继承，但仍然保存了佛陀的根本精神。因此，不能用线性历史观探讨二者之间的关系，也不能用“世俗化”叙事描述中国历代佛教的发展，即以为前代永远盛于当代。

　　西方文化语境中的“世俗化”内涵，是相对“神圣性”而言的，正如伊利亚德在《神圣与世俗》一书的序言中所说：“神圣是世俗的反面。”“世俗化”的叙事意即认为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与移动是一个不断堕落与衰败的过程。然而，“佛教中国化”不是简单的“佛教在中国”，而是印度佛教经过中国佛教徒的解释、创造，生根发展成为全新形态的佛教——中国佛教。

　　人间佛教思想是“佛教中国化”的道路选择

　　中新社记者：晚近“人间佛教”的改革，就是佛教界内部一次呼吁自救自新、适应当代社会的有力变革。请您介绍一下“人间佛教”思想与改革出现的背景与意义。您如何理解“佛教中国化”与佛教能够至今在中国保有活力的关系？

　　圣凯：不同时期的佛教皆会遇到不同的危机。如南北朝佛教遇到“教法传播”的正当性危机，出现了“夷夏之争”；明代中后期佛教出现人才危机和丛林危机，憨山德清、云栖袾宏、紫柏真可、蕅益智旭等佛教高僧极力提倡晚明丛林改革，振兴晚明佛教。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佛教界面对民族危亡与佛教衰颓的困局，自觉提倡“人间佛教”思想，推动教制整理、教产改革、教理弘化，走向佛教现代化之路。人间佛教的提出，不仅推动了近现代佛教革故鼎新的蜕变，更对当代佛教的发展有着立本开新的启示和光前裕后的影响。

　　“人间佛教”始倡于太虚大师，是在佛法契理契机原则的指导下，对中国传统佛教“非人间”的弊病之纠治，其前提是对明清佛教积弊和教界衰朽现状的揭露与批判。太虚大师之后“人间佛教”的理论建构与实践道路，皆有与其一致的层面，更有丰富发展的一面。无论是大陆的赵朴老、净慧法师，台湾的印顺法师、圣严法师，还是新加坡的演培法师、隆根法师等，都深刻地体现了“人间佛教”是多元一体、并行不悖的道路。

　　“人间佛教”不是传统之外的某种新型佛教，而是继承传统、适应当下的佛教思想，强调佛教要适应国情、适应现代文明的时代背景等，是佛教现代化与时代化的表现。

　　“佛教中国化”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历史内涵，如隋唐时代的宗派成立、晚明佛教丛林改革、近现代的“人间佛教”等。弘扬人间佛教思想是促进当代中国佛教健康传承的道路自觉。总结“佛教中国化”的历史经验与“人间佛教”的百年道路，可知“佛教中国化”是一条永远进行时的道路自觉，是佛教在中国至今保有活力的“法宝”。

　　当代中国佛教面临的双重期待与自新方向

　　中新社记者：您认为当今中国佛教面临哪些适应时代与社会的挑战？应如何继续循着“佛教中国化”的方向发展自新？

　　圣凯：佛教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当今中国社会与世界文化领域仍然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传统文化，其传统魅力受到当今中国人青睐；但是，佛教作为当代中国社会活跃的宗教团体，其“前现代”的制度体系、信仰习俗与现代文明有不一致的地方；乃至其思想教义中的某些部分，亦有不符合当今政治与现代社会之处。

　　中国大陆佛教在21世纪以来，一直面临着矛盾的双重“期待”。天下名山大寺的清净与幽静，是现代人治疗烦恼和放下烦躁的心灵家园；但是，一只看不见的“经济大手”伸向这种心灵需求，形成了为人诟病的佛教“商业化”。佛教寺院随着旅游经济的发展，“贡献”出自己清净的修行空间，反而无法满足社会大众对“清净”的期待。同时，党和国家有关部门希望佛教界保持过去“农禅”时代的清净传统，同时也希望佛教能够融入现代经济与社会生活规范，如法人制度和现代资产、财务管理等。

　　佛教界自身需要解决人才传承与生存的问题，关键在于出家、传戒的严格，提升僧团的整体素质与道风，鼓励僧人回到佛教优良传统，如讲经注疏、弘法、办教育、坐禅诵经等内部熏修。同时也需国家和社会支持佛教界用功办道，为寺院生活、寺院经济发展提供一定的便利。

　　佛教界要回应社会需求，僧团素质要具有道德摄化与利益人群的水平，寺院要举办弘法利生的活动，能够提供一定的慈善公益事业，而非将活动指向于寺院自身的利益。

　　佛教界更要回应党和国家的关切与需求，适应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形势、新要求，培养高素质人才，推进佛教经典当代阐释，夯实宗教中国化的思想基础；完善发展当代佛教内部管理规范体系，强化佛教中国化的制度保障。

　　佛教历史上曾为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形成巩固作出重要贡献，今天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依然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同时，佛教在开展公益慈善事业、促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增进中外友好方面也具有独特优势。

　　受访者简介：

　　圣凯，南京大学哲学博士，曾任清华大学哲学系博士后、南京大学哲学系副教授、日本大谷大学特别研究员、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亚洲系访问学者、剑桥大学亚洲与中东研究系访问学者。现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汉传佛教僧众社会生活史”首席专家、清华大学道德与宗教研究院副院长、清华大学哲学系副主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副所长、《佛学研究》主编。研究领域为南北朝佛教学派、儒佛道三教关系、中国佛教社会史、近现代佛教、佛教与西方哲学比较研究等。

　　主要著作有《中国汉传佛教礼仪》《中国佛教忏法研究》《摄论学派研究》《晋唐弥陀净土的思想与信仰》《佛教现代化与化现代》《中国佛教信仰与生活史》、A History of Chinese Buddhist Faith and Life、《南北朝地论学派思想史》《佛教观念史与社会史研究方法论》等，其中《摄论学派研究》获2008年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第五届教育部高等学校人文社科三等奖，A History of Chinese Buddhist Faith and Life获北京市第十六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