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张伯苓后人张元龙：南开百年与“公能”精神

        中新社天津9月8日电 题：南开百年与“公能”精神

　　——专访张伯苓后人、张伯苓研究会顾问张元龙

　　作者：高鹏 孙玲玲

　　2022年，南开大学物理学科、生物学科迎来创建100周年，作为百年学府，南开很多基础学科历史悠久。20世纪初，张伯苓先生创建的南开学校是中国近代西学教育“本土化”的典范。近日，著名教育家张伯苓之孙、张伯苓研究会顾问张元龙在新学期开学之际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就“公能”精神如何照亮南开百年之路等话题，阐述了独到见解。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南开学校创办之初，随着西方列强对中国渗透加深，以及西学对中学教育影响不断强化，出现了西学东渐的文化潮流。在此背景下，张伯苓校长提出“土货化”的理念。其内涵是什么？它是如何形成的？

　　张元龙：“土货化”是张伯苓在创办南开大学的过程中提出的一种办学方针，目的是改变以往中国教育普遍存在的“洋货”现象，让教育以中国历史、中国社会为学术背景，以解决中国问题为目标。

　　20世纪之初，中国的高等教育是以主张学习西方文化为主流的，中国普遍流行现代化即西方化，甚至全盘西化的思潮。张伯苓也曾广泛地学习西方教育，这在当时去除了科举教育之弊，让中国的高等教育在“西化”影响下得到蓬勃发展。但张伯苓深知，没有与中国的本土文化相融合，照搬西方的教育方式，肯定会“水土不服”，脱离中国实践。1919年，他提出了“教育宗旨不可仿造，当本其国情而定”的办学方针。

　　当时，中国教育普遍存在仿造的痼疾，正所谓“此种教育既非学生之需要，复不适于中国之国情，等于小贩经商，行买行卖，中国将长此拾人余唾矣”。在此背景下，张伯苓不断加快教育改革的步伐，1928年发表“南开大学发展方案”，正式提出将“土货化”作为南开今后发展的教育方针。

　　“土货化”是一个象征性说法，其内涵即“知中国，服务中国”。

1929年张伯苓在法国。张伯苓研究会 供图
 

　　中新社记者：“土货化”是在当时西学东渐的影响下提出的。在全球化和国际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今天，为何说了解贯彻落实“土货化”方针对高等教育的发展具有深刻的借鉴意义？

　　张元龙：全球化是统一性与多样性并存，国际性和开放性并存，全球化视角下的文化教育亦是如此。当今世界，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教育交流与合作的力度越来越大。但教育全球化并不意味着“同化”，不同民族有不同的文化背景，教育也因此各具特色。

　　在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的世界潮流中，国家的文化教育越具有民族性，就越具有世界意义。反之，在吸收世界多元文化教育为本民族所用的过程中，也要注意分析对方产生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条件，充分结合中国的民族文化特点，避免吸收和引进的盲目性。

　　1929年9月，张伯苓在法国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发表题为《中国之国民教育问题》的演讲，可以说把这个问题讲得非常透彻。

　　张伯苓认为，19世纪中期，中国遭遇西方。“这是一场强烈的碰撞，东西方彼此对对方情况的无知，直至今日都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然而，“东西方的思想交流还是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从西方的三权分立到中国当时的五权体制，张伯苓指出，“即使是在直接受西方影响而产生的现代化问题上，中国依然保持着自己的传统和习惯”。

　　张伯苓在认定“中国走出困境的途径是教育”的同时，也认识到“要把外国教育理念与本国历史结合起来”，更着重强调：“中国应完善工业，实现经济自主，独立制造武器以抵御外侮。同时中国不能忘记，即便中国在物质方面与西方一样拥有了丰富的自然资源如煤和石油(正是它们成就了西方文明的崛起)，能够藉此成为世界工业强国，中国还是有无数完全不同的、非常独特的价值观，它们构成了中华文明的精髓，是我们不能丢弃或忽视的。向外国文化学习能够帮助我们处理好国际关系，保持中国应有的国际地位，但要注意外国文化也有很多局限性，决不能让外来文化成为民族精神之魂。”

　　紧密结合中国国情的同时又善于借鉴世界优秀文明成果，建立适应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所需的科学知识体系，实现东西方文明交流互鉴，都对今天中国的高等教育发展具有深刻借鉴意义。

1946年身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服的张伯苓。张伯苓研究会 供图
 

　　中新社记者：今年是南开大学物理和生物学科创建百年，作为百年学府，南开很多基础学科拥有悠久历史。为何说南开物理、生物学科百年发展，是南开践行“公能”精神的缩影？

　　张元龙：“公能”取自南开校训“允公允能，日新月异”。“公能”精神是南开办学理念的凝结。允公是大公，是一心为公而不是小公，张伯苓说，“凡人能于社会公共事业，尽力愈大者，其道德愈高；否则，无道德可言”；允能，是要学以致用、增强本领，培养学生服务社会的能力。“公能”理论所推崇的目标是培养一支具有家国天下情怀、利他主义、合作精神的，充满良心道德感的改造社会的实干家团队。

张伯苓题词“允公允能”。张伯苓研究会供图

　　“公能”是驱动南开前行的核心精神力量，南开大学开办之初，便确立了“文以治国，理以强国，商以富国”的办学理念。格物致知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重要的认知理论，与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有着密切联系。清末时期以“格致”来统称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到近代之后，格致论几乎完全成为西方科学技术的代称，在“公能”精神的引领下，1922年南开大学物理系、生物学系正式建立。

1930年代的南开大学物理实验室。张伯苓研究会供图
 

　　今年是两个学科创建百年整，作为百年学府，南开大学很多基础学科，例如化学，同样拥有悠久历史。这两个“格致”学科和南开的诸学科一样，着眼于服务国计民生，在“公能”精神的引领下不断发展，取得了一系列原创性科研成果，培养了大批杰出人才。可以说，正是“公能”精神，照亮了南开的百年道路。

南开大学生物实验室。南开大学供图
 

　　中新社记者：张伯苓在半个世纪的教育活动中将“公能”精神作为教育思想的核心，为何说“公能”精神是贯穿南开百年发展的内核？

　　张元龙：张伯苓创办南开大学的初衷就是通过发展教育、培养人才以拯救民族危亡，振兴国家。1937年7月，日寇炸毁天津南开系列学校时，张伯苓说，“敌人所能毁者，南开之物质；敌人所不能毁者，南开之精神也”。这种不朽的南开精神已经融入一代代南开人的骨血之中，培养出以伟大革命家周恩来、物理学家吴大猷、数学家陈省身和戏剧家曹禺为代表的一大批政治家、科学家和艺术家。

朝气蓬勃的南开学子。南开大学供图
 

　　在创办南开大学的过程中，张伯苓将爱国教育和道德教育置于首位，要求学生具有“爱国爱群之公德，与夫服务社会之能力”。其实“公能”精神不仅是“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家国天下情怀，更是一种超越种族、民族、地域的思想价值，乃是人类追求的“共同价值”。

　　这种“共同价值”在南开人的社会实践中不断显现。例如，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的起草和颁布，就是东西方思想的碰撞与融合的典范。作为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副主席的张彭春负责《宣言》的起草工作。他将儒家思想融入人权思想体系，确立了一种全新的人权观念，即全球文明道德共识人权观，被称之为“文明相容的人权观”。张彭春是南开中学第一届毕业生，在做外交官之前是南开大学教授。他对世界的卓越贡献显示，无论是“公能”理论，还是人权思想，都能体现人类的“共同价值”。

　　南开大学已走过100年不平凡的历程，可以说是“公能”精神创造了中国乃至世界高等教育史上的传奇。中国发展需要南开，世界发展需要南开。德不孤，必有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同样离不开“公能”精神。

　　受访者简介：

受访者供图

　　张元龙，著名教育家张伯苓之孙，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常委，第十四、十五届天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中华红丝带基金会理事长，张伯苓研究会顾问，张元龙是祖父张伯苓教育精神最执着的传承者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