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传统文化的现代诠释路径

       文化乃国家之魂，社会之灵。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如何发掘传统文化中蕴涵的现代元素，重估其现代价值，是一项意义深远的时代课题。

       何为“文化”？它何以具有如此强大的力量？在现代语境下，文化是名词，乃是人类创造的全部物质和精神财富的凝结与升华。但“文化”一词的原始含义却较此更为丰富立体。《易经·贲卦》曰：“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简而言之，文化之本意即“人文化成”，即“以文化人”“以文教人”，最终达到内修文德以化成天下的境界。唯有领悟“文化”的本义，才能提纲挈领，突出重点，落实行动，达成目的。

       孟子言：“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作为世界文明史上唯一绵延不绝之文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涵着丰富而深远的人文价值。阅经典，可见睟面盎背、文质彬彬之君子；读史书，可获疏通知远、鉴往知来之智慧；观诸子，可得尚友古人、实获我心之欢喜；诵诗词，可生懔懔怀霜，眇眇临云之情志。“睹乔木而思故家，考文献而爱旧邦”，只有养护好文化的根，才能结出累累满枝的果。因此，传统文化不仅需要一代代人的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的现代表达，以此激发大众的兴趣，重拾对传统文本的兴趣，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够融入现代生活。

       传统文化的表达方式要进行现代转化

       首先，要采用与现代社会发展相匹配的表达方式。传统文化形式多样，不仅以有形的方式躺在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遗址里，还以无形的方式流淌在每一位华夏儿女的血液里（如春节、中秋等传统节日）。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科技进步，传统文化的表达方式必须要进行现代转化，方能让文化与受众实现跨时代的心灵碰撞。

       在转化的过程中，要充分照顾到不同年龄和消费群体、层次的特点与需求，既要保留传统的纸质和实物文献，又要发展“互联网+”模式，采用更加亲民、便利、富含文化魅力的表达方式，增强其在民众中的影响力和感召力。

       以古籍资源的现代转化为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加强古籍典藏的保护修复与综合利用。所以要加快推动古籍数字化工作，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让沉寂的典籍“动起来”，降低查阅门槛，提高利用效率，促进传播普及。如可举办古籍数字人文作品展，建设分门别类、各具特色的数据库、地图系统、人文开放实验室等。在这些方面，有些研究机构和研究者已经身体力行，走在时代前沿。浙江大学“智慧古籍平台”，点击地名，地理定位立即跳出，点击年号、干支纪年等，对应的现代公历日期立即换算。陕西师大历史文化学院研发的中文古籍光学字符识别（OCR）系统，点校整理古籍效率大幅提高。北京大学人工智能专业学生马源及其团队用JavaScript完成的H5习作，取名为“宋元学案传承可视化系统”，在北宋王希孟创作的名画《千里江山图》上标注了“涑水”“濂溪”“玉山”等若干个古地名，还有数百个衣袂飘飘的儒生，正在图上缓缓挪动，像是在“赶路”。技术赋能，让研究者从卷帙浩繁的古籍中得到一定解放，使历史研究如虎添翼；技术赋能，珍贵文物不仅可永驻云端，甚至可以千变万化。人们在轻松的精神体验中接受传统文化，抵达现代意义的表达范畴。

       要赋予优秀传统文化时代意义

       内容决定形式，形式依赖于内容，脱离了内容的形式无异于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传统文化的现代诠释不仅要注重表达方式的现代化，其内容也应摆脱传统桎梏，赋予鲜明的时代意义，并结合时代变迁拓宽和完善其内涵与外延，“承百代之流，而汇乎当今之变。”

       历史上，中华文化的内涵与外延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所处环境和时代需求的变化，完成了多次迭代重塑。战国时，法家学说是势之所趋。而在西汉初年，提倡与民休息的黄老之学则为主流。西汉中期以后，面对法网松弛、人心涣散的局面，以网罗人心、规范秩序见长的儒家思想又脱颖而出，经改良包装后被奉为官方思想。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忽如远客，生如朝露之感弥漫世间，故消解名教自然之壁垒的玄学与佛学思想风靡一时。此外，为了因应变幻的时代，儒、墨、道、法、释各家也都在保持自身原有特色的基础上，广泛吸收别家思想，完成了内部的千年蜕变。由此可见，传统文化是无限敞开的意义系统，“一代之治，必有一代之学，一代之学必成一代之用。”

       处于伟大民族复兴历程中的一代中国学人，应对传统文化作出合乎这个时代要求的理解，以成就当代之用。以“论语学”而言，中国历史上，其发展建构大体经历了4个时期。最后一个时期，即直到今天仍在延续的当代探索期。那么，相对于前3个时期，我们这个时代应构建怎样的论语学新体系？王钧林先生提出的3个问题（一是今天应该如何读论语？二是现代论语学如何转型？三是今天研究论语的理论和方法）或可资启发。就“人”而言，《论语》中不惟有君子小人之辩，还有“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的“成人”标准，《大学》中有“正心诚意”“毋自欺”的至诚君子，《中庸》中则有“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的矫矫君子，至于《孟子》，更是鄙视行止由人的“妾妇之道”，提出身具“浩然之气”的“大丈夫”概念......凡此种种，无不是在结合时代要求，丰富与拓展“道不远人”的命题。

       增强人的能动性与责任感

       无论形式和内容如何变化，传统文化的现代诠释从根本上还是要依赖相关人才来推进。因此，必须要增强作为诠释主体的人的能动性与责任感。

       多年来，大众对历史文化知识的汲取严重依赖历史剧和普及性读物，而歪曲事实的历史剧和粗制滥造的读物极易对大众形成误导。另一方面，真正懂得历史文化的研究者却没有真正打破与大众之间交流壁垒。笔者以为，走向大众是学术本质上的实践性回归，也是社会科学的本质要求。孔子有教无类，将贵族文化的火种播撒民间，而得身兼六艺之七十二贤人；王阳明希慕圣人、随处点拨，终得“我名虽在天，造命却由我”的泰州王艮。若欲文化活水汩汩而出，则必应有饱学之士浚其泉源。学者应克服精英文化居高临下的自我封闭心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增强社会责任感，才能让传统文化“百花齐放春满园”。

       《诗》曰：“周虽旧邦，其命惟新”面对波谲云诡的国际局势与光怪陆离的西方思潮，强调“旧邦新命”，用穷源溯流之举来赓续中华文脉，以返本开新之姿来再造中华辉煌。这既体现了“讲好中国故事”的务本精神，也体现了“传播好中国声音”的进取精神。“随人作计终后人，自成一家始逼真”，作为中华儿女，我们只有立定脚跟，充分吸收本国优秀传统文化，做好以文化人、培根铸魂的现代诠释，方能在国际风云变幻中稳握船舵、击楫中流、乘风而行。（来源：锦观新闻  作者系四川大学历史系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