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丨李鄂权：长沙吴简为何对东亚文化圈具特别吸引力？

       中新社长沙6月26日电 题：长沙吴简为何对东亚文化圈具特别吸引力？

　　——专访长沙简牍博物馆馆长李鄂权

　　作者 白祖偕 向一鹏

　　长沙市五一广场走马楼古井中出土的10万余枚三国孙吴纪年简牍，一直受到海内外关注。该批简牍为吴国孙权时期长沙郡及所属县(侯国)的文书档案，是二十世纪中国古代文献的重大考古发现之一。

　　为研究、保护这批发现于1996年的简牍，湖南省专门建设了长沙简牍博物馆。现在这些简牍的整理、研究情况如何？为何对东亚文化圈极具吸引力？长沙简牍博物馆馆长、中国博物馆协会理事李鄂权近日就此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走马楼吴简涉及哪些内容？为何会在长沙出土数量如此之多的吴简？

　　李鄂权：走马楼J22号古井中出土的10万余枚三国孙吴纪年简牍，包括木简、竹简、木牍、签牌和封检等，其内容可大致分为经济文书、司法文书、民籍、账簿及名刺等类，涉及三国孙吴黄武元年至嘉禾六年间(约公元222年至237年)长沙郡临湘县(今长沙)的乡里丘行政区划、赋税租调、吏民户籍、田亩制度、司法审判、军事调度等，完整、准确、集中地反映了三国时期孙吴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百姓生活等社会基本面貌。

　　这是二十世纪中国继殷墟甲骨、居延汉简、敦煌文书之后，在古代文献资料出土方面又一次重大发现。简牍出土数量超过此前全国已出土古代简牍的总和。此后，在中国南方，尤其是湖南地区古代官署内外的古井中，又陆续发现了许多简牍。

　　大量吴简集中填埋、一次性弃置于井中应属有意为之。废弃后的古井常被用作倾倒垃圾、填埋废弃物的地方。据史书记载，每隔一定时期，政府都要对人口进行重新登记造册、分配土地。新的文档出来，旧的文档就要进行废弃处理，但旧文档不能随意丢弃，必须做到“到期失效，慎重处置”。那么，将其掩埋于废弃的井窖之中是最好的处置办法。

　　中新社记者：在走马楼吴简中能找到哪些“熟人”“熟事”？从这些简牍中，我们可了解到怎样的三国历史？

　　李鄂权：吴简中，能清晰辨认出姓名并与《三国志·吴书》中的记载相对应的，有“长沙桓王孙策”“太常潘濬”“临湘侯步骘”“镇南将军吕岱”“中书校事吕壹”等。

　　吴简也可让我们，一窥三国时期长沙郡临湘县的政府运转情况及百姓生活状况。其中，有大量以户为单位，记载着当时人们的姓名、性别、年龄的名籍，他们并非是正史列传中出现的著名人物，而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民众。这些原始资料比起传世文献，更接近当时的社会原貌。

　　还有被称为“嘉禾吏民田家莂”的木片。它们长约50厘米、宽2.6至5.5厘米不等，是记录租种土地缴纳田赋的木牍。记载了孙吴长沙郡临湘县佃户租佃土地的数量及须向官府缴纳钱粮、布匹等赋税的数额，以及对弱势群体的优惠政策。

　　此外，吴简中还记载了买铁器需登记、人口可以买卖、流行疾病等内容。这些看似是具体日常的琐碎文字，为我们了解三国时期的政治、经济、社会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和信息内涵。

　　中新社记者：随着简帛资料的不断发现，简帛学已成为一门国际显学。走马楼吴简的整理、研究情况如何？取得了哪些成果？

　　李鄂权：从这批吴简出土时起，工作人员经过多年艰辛细致的整理，已完成10万余枚简牍清洗揭剥工作，其中有字简近8万枚，无字简牍2万余枚；绘制吴简揭剥平面图6大册，工作笔记30余本、达100余万字，为学界对吴简的复原研究留下了极其宝贵的资料。

　　吴简的整理出版是吴简保护的重中之重。近年来，长沙简牍博物馆与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故宫博物院等单位合作，邀请胡平生、李均明、王素、罗新、邬文玲等专家开展整理研究工作。

　　在吴简的整理释读过程中，专家们会对简牍的拼接、编连的顺序等进行调整，有的断简可能会拼成一支；有的简牍可能被编入另外的简册。这时，它们除了出土编号外，又有了一个出版编号。在重新编号和出版过程中，我们统计到长沙吴简中有字的竹简共73678枚，大木简2194枚，竹木牍、签牌375枚，总计76247枚。

　　近年来，这些研究成果被陆续整理出版。目前，长沙简牍博物馆已出版吴简图书10卷、29册，近8万幅图版，达200万字。其中，《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壹—玖)2021年获得第五届中国出版政府奖，这是出土文献类图书首次获该荣誉。

　　中新社记者：长沙吴简吸引了韩国、日本学者的高度关注和认真研究，它对东亚文化圈为何具有如此特别的吸引力？

　　李鄂权：作为汉字的载体，二十世纪以来，简牍在中国、韩国、日本均有出土。从出土简牍的年代来看，中国简牍年代最早，为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4世纪；韩国简牍其次，为公元6世纪到8世纪；日本简牍最晚，为公元7世纪中叶以后。对中日韩三国简牍进行系统认识，探讨三国简牍间的关系和谱系，缕析它们的文化共性和特性，对理解古代东亚国家的形成、汉字文化的传播与本土化等具有重要意义。

　　以汉字为载体的书写文化和以汉字为表达手段的儒家思想，自公元前2世纪以来便成为中日韩三国共同的文化要素，也成为东亚简牍文化的象征。近年来，东亚各国先后出土了许多记载东亚地区文化传播情况的汉字资料，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简牍资料。

　　例如，中日韩三国均出土了《论语》木简。韩国出土的《论语》书写在一种多面体木简——“觚”上；中国虽没有发现“觚”上书写的《论语》木简，但西北边境地区发现了大量用觚书写的汉代木牍；日本则出土了书写有《千字文》的觚。由此可推断，朝鲜半岛的文字文化受到中国汉代书写方式的影响，后来又将其传播到日本。

　　简牍研究是构建东亚古代历史新认识的重要方法和手段之一。虽然中日韩三国出土简牍有地域和时代差别，但将其置于整个东亚文化背景中进行比较研究，才可能描摹出三个国家文化的谱系和各自特色。

　　长沙走马楼吴简出土以后，引起了日、韩等国学术界密切关注。东京成立了吴简研究会，并定期有吴简研究专辑出版。日本东京大学，韩国汉城大学、庆北大学的学者定期来长沙观摩简牍，交流研究心得。目前国内外共出版吴简研究专著和论集30余部，发表研究论文700余篇。在长沙召开了三次国际简牍学术会议，在学术界引起巨大反响。

　　长沙被誉为“东亚文化之都”，我们有理由利用好这个平台，将简牍这一具有特殊吸引力的文化遗产资源，在中日韩学术研究、文物展览和书法艺术创新等方面作出更多努力。

 

【受访者简介】

　　李鄂权，文博研究馆员，长沙简牍博物馆馆长、长沙简牍研究会会长，中国博物馆协会理事、考古与遗址专业委员会委员，湖南省博物馆学会常务理事，湖南省考古学会常务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