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名家坊丨樊锦诗——“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敦煌女儿”

       中新社兰州8月14日电 题：樊锦诗——“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敦煌女儿”

　　中新社记者 丁思

　　85岁的“敦煌女儿”樊锦诗在莫高窟工作整整60年。今年这个暑假，她有些忙碌。

　　和市民游客一同观看情景音画剧《千手千眼》，看望慰问中国残疾人艺术团的艺术家，她步入剧场时，观众自发站起来，给予热烈掌声；她捐资1000万元人民币，在中国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设立“樊锦诗基金”；收录个人60年的学习、研究、管理和收获经验的《樊锦诗文集》正式对外发布；国际编号为381323号的小行星命名为“樊锦诗星”……

　　所到之处，人们对她满是尊敬、心疼和爱意。活动间隙，总有嘉宾、媒体人前来合影留念。“拍，拍，都拍！”满头白发、拄着拐杖的樊锦诗就站在那里，笑意盈盈等待着大家，直至工作人员提示时间过长。也有媒体人跃跃欲试，表达采访的诉求，她摆摆手，也不恼地说，“你去找他们(年轻人)。”

　　这位长者的故事，说不完，每次讲都有新鲜的。

　　结缘·文物工作者

　　“敦煌是我年少时代的一个梦，我把她想得特别美妙。”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回忆道。1962年，是就读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的樊锦诗最后一学年的大学生活，按照惯例，毕业班学生可以选择前往若干文化遗产地参加毕业实习。当年8月，她跟随老师宿白先生和同学，带着无限憧憬前往敦煌莫高窟。自此，她与敦煌结缘，毕业又分配到了敦煌文物研究所(敦煌研究院前身)，敦煌成为她的宿命。

　　幻想在现实中苏醒。沿途一望无际的沙丘和戈壁，下车后见到常书鸿、段文杰两位先生，不是臆想中风度翩翩的艺术家，而是穿着朴素跟当地老乡似的。住土房、睡土炕、喝咸水、吃杂粮。20世纪60年代的莫高窟，几乎与世隔绝，物资极度匮乏，让樊锦诗感到从未有过的失落，不止一次偷偷掉眼泪。

　　“如果说我从来没有犹豫、没有动摇过，那是假话。”樊锦诗说，“可是第二天，只要一走进石窟，我就感到再苦再累也是值得的。只有把自己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考古研究工作，我才能暂时忘却心中的不快。”她渐渐适应莫高窟的生活，习惯地上永远扫不干净的沙尘，习惯半夜里老鼠掉在枕头上，然后爬起来掸掸土，若无其事地继续睡觉。

　　“一名扎根基层的文物工作者。”樊锦诗常这样自诩道。初来的三年，在前辈们的感召下，她用其所学，开展石窟考古研究，配合敦煌莫高窟南区危崖加固工程，参加莫高窟南区窟前遗址发掘清理工作。

　　60年来，她孜孜不倦，排除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和干扰，带领莫高窟人运用考古学方法，对敦煌石窟进行考古分期排年，使莫高窟大部分洞窟的年代逐渐明确；经过长期艰苦卓绝的调查研究，完成了《敦煌石窟全集》第一卷《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报告》，这些开创性的成果对今天的石窟考古研究具有示范意义。

　　百卷《敦煌石窟全集》考古报告是樊锦诗在敦煌最初也是最后的使命。如今，历时10余年编写、30多万字的《敦煌石窟全集》第二卷《莫高窟第256、257、259窟考古报告》出版在即。这也是樊锦诗目前最为惦记的事儿。

　　坚守·敦煌的女儿

　　作为母亲，她心怀愧疚，因为她的一生都献给了敦煌，她是“敦煌的女儿”。

　　在7月举行的“樊锦诗从事敦煌文物工作60年座谈会”，鲜见母子同时出现。大儿子彭予民发言，将家属比喻为母亲手中的“手杖”，按照母亲的意愿帮助她平安到达要去的地方，现场两次“妈妈，您辛苦了”让在座嘉宾热泪盈眶，樊锦诗安静听着，不语。与家人合影时，她笑着热切地向他们招手，“快来快来！”

　　分离19年的一家人真正团聚时，樊锦诗已48岁，老大念高中了，老二也念完小学了。“我深感自己作为一名母亲，欠他们的实在太多了。”与孩子们的相处中，樊锦诗很民主，在家里从不训斥孩子，念书、就业，都顺其自然，随孩子们的心意。

　　作为“敦煌的女儿”，她是严苛的、殚精竭虑的，用好友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文物保护首席专家内维尔·阿根纽的话来说，“她属虎，保护莫高窟时的她就像老虎一样勇猛。”

　　樊锦诗的专业是石窟考古，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从事管理，直至2015年，离开管理岗位。其间，1977年，任敦煌文物研究所副所长；1984年任敦煌研究院副院长；1998年，60岁的她担任敦煌研究院院长，在临近退休的年纪重新起跑。

　　在“敦煌守护神”常书鸿等前辈们的不懈努力下，莫高窟从20世纪40年代的满目疮痍到60年代的重现光彩，他们“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的莫高精神让樊锦诗也成为“打不走的莫高窟人”。

　　1984年，甘肃省扩建敦煌文物研究所为敦煌研究院，为敦煌研究院的未来持续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并开始迈入国际合作、科学保护、研究创新、弘扬传播的新阶段。

　　“保护和管理”成为摆在樊锦诗面前的两件大事。在她看来，“做不好敦煌石窟的保护就是罪人”，她也就多了“爱找茬”的特点。年轻时内向沉默的她，为了极力守护莫高窟，在现实的锤炼下，她变得说话直来直去，会大胆与人争论，在有些人眼里甚至是“严厉和不近人情”。

　　在她的倡导和推动下，《甘肃敦煌莫高窟保护条例》由甘肃省人大审议通过，自2003年3月1日起施行，并为国内文化遗产地的法律保护树立了典范。敦煌研究院依据《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联合国内外专业机构制定了《敦煌莫高窟保护与管理总体规划(2006－2025)》，为保护管理莫高窟提供了具有专业性、权威性和指导性的依据。

　　创新·数字洞窟的拓荒者

　　今年的丝路游尤为火爆，莫高窟是该线路上游客必选之地。大型球幕电影《梦幻佛宫》正在敦煌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播放，带领游客穿越千年佛国世界。观看结束后，游客乘坐大巴前往莫高窟窟区参观游览，这不仅让观众充分了解了敦煌文化的精髓，也降低了游客在洞窟中停留的时间。这一参观模式，得益于30多年前，樊锦诗对于“数字敦煌”这一概念大胆地提出。

　　抢救性保护和预防性保护是莫高窟保护“永远的二重奏”。1987年，莫高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批准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彼时的樊锦诗，正在和团队为莫高窟的每一个洞窟做档案，查找老资料，在比对老照片时，她发现敦煌壁画退化十分严重。

　　难道我们就眼睁睁地看着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敦煌石窟艺术逐渐消亡吗？就在樊锦诗苦恼时，1989年去北京出差，她偶然看到有人使用电脑，一个大胆的构想渐渐明晰，“要为敦煌石窟的735个洞窟及其壁画和彩塑建立数字档案”。樊锦诗又超前地提出“永久保存、永续利用”人类珍贵文化遗产莫高窟的想法，敦煌研究院开始了“数字敦煌”的实践探索。

　　2016年，“数字敦煌”资源库平台上线；2020年，“云游敦煌”微信小程序上线；2022年底，“数字敦煌·开放素材库”全球开放；2023年4月，结合敦煌学研究成果与游戏科技的“数字藏经洞”上线……历经30多年发展，敦煌研究院提出的“数字敦煌”理念，正通过计算机技术和图像数字技术，以及各类互联网平台，让长期“待在深闺”的文化遗产持续焕发新活力，不断丰富中华传统文化基因的当代表达，让更多优秀文化成果全民共享。

　　“我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守护和研究敦煌莫高窟，我和我的同仁，探索运用科学技术，真实地、完整地、可持续地保管敦煌艺术瑰宝，构建起莫高窟科学保护，研究、弘扬和管理的综合体系，使古老的石窟焕发出熠熠生辉的时代光彩。”樊锦诗在7月通过视频如是说。

　　传承·闪耀星空的“樊锦诗星”

　　有学者说，“大家爱敦煌，所以越来越爱樊锦诗，爱樊锦诗，也就更加爱敦煌。”

　　为了褒扬樊锦诗为中国石窟考古与保护作出的重大贡献，经国际天文学联合会(IAU)小行星命名委员会批准，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发现的、国际编号为381323号的小行星命名为“樊锦诗星”。

　　从此以后，这颗闪耀在浩瀚宇宙中的星体，将是对文物工作者、科学研究者永远的激励和鼓舞。

　　“因为有了‘樊锦诗星’，我们都成了追星族。”敦煌研究院党委书记赵声良说，“樊锦诗先生是一位慈祥的长者，她一直关心年轻人的成长，努力创造条件使青年能够深造和提高，可以发挥能力和特长，取得事业的成功。作为晚辈，我和很多同事在先生的精心培养下成长起来。在我们的身后，又有一批一批的青年学子来到了敦煌。”

　　樊锦诗十分关心年轻人的成长，选送中青年专业人员前往日本、美国、英国等大学、研究机构学习，培养了一支高水平的专业人员队伍。

　　2020年，湖南女孩钟芳蓉以高分报考北大考古专业，引发热议。樊锦诗鼓励她“不忘初心、坚守自己的理想”。

　　今年，樊锦诗还将近几年陆续获得的“吕志和奖——世界文明奖”“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的奖金以及个人积蓄，凑足2000万元人民币，设立专项基金。一半赠予母校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还有一半捐赠给中国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用于人才培养、学术研究等。

　　“我虽然已经年过八十，但只要我一息尚存，我会仍将继续为中华文化的繁荣兴盛，尽心竭力。”樊锦诗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我也衷心希望，新一代青年人，更加自觉地肩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勇做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者、传播者、创新者。让祖国灿烂文化瑰宝，世世代代相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