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兰花奖 | 白佩兰：理解当代中国为何须与传统贯通？

　
       编者按：

　　首届兰花奖获奖名单9月8日在北京揭晓。该奖项涵盖“大文化”领域，由中国外文局发起设立，以成就贡献和国际影响力为主要评选标准，产生终身荣誉奖1名、杰出成就奖3名、友好使者奖6名。
　　

　　中新社北京9月9日电 题：理解当代中国为何须与传统贯通？

　　——专访墨西哥汉学家、墨西哥学院亚非研究中心教授白佩兰

　　作者：韩禹 徐雪莹 王宗汉

　　现年90岁的白佩兰(Flora Botton Beja)，是墨西哥乃至拉美汉学的奠基人和领军人，从事中国研究60年，门生遍布拉美各国，现为墨西哥学院亚非研究中心教授。9月8日，首届兰花奖颁奖典礼上，白佩兰获得杰出成就奖。

　　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时，白佩兰讲述了她与中国结缘的故事，并回首中墨文化交流历程。她认为，中国有一套完整的传统文化，必须理解它才能理解中国的当下，才可以理解这个悠久的文明。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上世纪60年代初，您参与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科研项目“从东方到西方”。该项目的研究内容涉及到亚洲多国，为何最终选择中国作为您的研究对象？

　　白佩兰：1963年我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奖学金在墨院攻读东方研究硕士，从此与中国文化结缘。确实，我可以选择印度、日本、中东等等，但我选择了中国作为研究对象。我从未后悔过我的选择。

　　我对中国的兴趣起源于少时。我小时候阅读了很多关于中国的小说。有一位美国作家从20世纪30年代起就非常有名，叫赛珍珠(Pearl S. Buck)。她是美国传教士的女儿，在中国长大，很懂中文，基于所见所闻描写中国乡村生活。她最有名的小说《大地》(The Good Earth)，我曾读过法文版。从那时起，我便牵挂这些生活在遥远地方的人，他们是如此不同。我认识到中国女性的生活曾经十分艰辛，受尽压迫，而中国的革命对改变中国女性的命运至关重要。

　　一开始，我对中国了解不深，只知道很多人写过关于中国的内容，知道革命作为改变中国问题根源的手段，也很钦佩中国革命和毛泽东在其中的角色。而当我开始研究中国时，我发现这个国家有非常丰富的传统文化。我想到，让世界了解中国的一种方法就是让世界了解中国传统文化。此后，我开始关于中国历史的研究，思考中国前现代的议题，教授中国哲学很多年。

　　中新社记者：1981年至1987年，您曾担任《亚非研究》季刊主编，其间致力于中国经典作品的翻译工作。您是如何开展这项工作的？

　　白佩兰：20世纪80年代，墨西哥几乎没有直接翻译的中国古典作品，有一些是天主教传教士译介的，但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基督教意识形态的影响，与文本原貌存在差异。我陆续翻译了《孟子》《荀子》《墨子》和一些唐传奇，这些翻译作品让墨西哥人，以及其他西班牙语国家的许多人对中国传统和文学产生兴趣。

　　翻译中国古典作品有很大难度。需要查字典、看大量资料。历史上，关于这些古典作品，有很多词源学著作，都是从自己的角度来阐释。所以我必须看很多材料，比较各种译法，尽力保证翻译后的含义最接近我所理解的它本来应有的含义——虽然我们没有人能百分之百确切知道孔子的原意，但是可以通过他的弟子、通过别人对他的评价或注解等来理解孔子。

　　中新社记者：您于1975年首次访华，在此之前您是在“书本中”了解中国。您觉得这与现实的中国有何不同？

　　白佩兰：书本上的“中国”变成了眼前的现实，当时我就像来到了一片“应许之地”。虽然当时我和中国人没有太多直接接触，而且还要经过特别许可、有导游陪同才能出行，但我还是很开心。想象一下那种感觉：你读过关于秦国的历史，然后真的去了西安秦陵；读过20世纪30年代的赛珍珠小说，然后真的去了上海；看了毛泽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照片，然后真的参观了天安门。

　　中新社记者：1978年，您被任命为墨西哥驻华大使馆文化参赞。2020年，在第五届墨西哥汉语教学国际研讨会开幕式上，您获得由墨西哥学院颁发的特别贡献奖。您对于驻华工作有何记忆？如何见证中墨文化交流进步？

　　白佩兰：1978年，中国进入新的阶段。当时我访问了几所学校以开展教育项目，走进了北京热闹非凡的文化景观，看到老戏重演、焕发生机。那段时光令人难忘。

　　45年前，墨中文化交流规模很小，墨西哥人对中国知之甚少，政府也只是对发展贸易感兴趣，对其他领域了解不多。

　　所以我所在的墨西哥学院里，有幸设立一个项目，称为“东方研究”(Oriental Studies)，后来我们不使用“东方”(Oriental)一词，改为“亚洲”(Asian)，因为“东方”是一种欧洲的说法。我在这个项目中接受学术训练，然后去英国、去美国等地进修。回国后我开始教学，身边有来自拉丁美洲各地的人来学习语言并了解亚洲。在中国学研究方面，我们培训了来自拉丁美洲各地的很多人，甚至有西班牙人——那时西班牙也没有中国学研究的专门项目，墨西哥学院建立了拉美大陆的首个中国学研究学术机构。

　　所以，我们像是在黑暗中发出的一道光。我做过一个类比，就像一个中国僧人去印度学习佛教然后回来教佛学一样，我们做了类似的事情。我们就是教授人们关于中国的学问，学生们回到各自的国家并设立专门的研究项目。在整个拉丁美洲，我的学生纷纷开启中国学研究。

　　中新社记者：自您开始执教至今已五十余载。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墨西哥中国研究的人才。您对今后中墨两国文明交流互鉴有何期待？如何定位中墨文化交流中自己的角色？

　　白佩兰：墨中建交已有五十余年。我可以很高兴地说，无论是经济关系、政治关系、学术关系，墨中在各个方面都有大量交流。交换学生、奖学金设立、访问学者、旅行、语言学习……各个方面都有广泛交流。

　　自古以来，汉学家就是通过学习语言、翻译汉文来传播中国文化的学者。古代的汉学家是专门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专家，现在这个词被广泛地用于任何研究中国的学者，即使是研究当代中国。

　　现在有很多人想学中文、到中国旅行、阅读有关中国的文章。我在墨西哥的学生在不同的大学教中国文化，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正研究当代中国。我的角色则是，从传统中国出发研究当代中国。中国有一套完整的传统文化，必须理解它，才能理解现在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悠久的中华文明，鲜明特征之一就是它的连续性。

　　我出生在希腊，希腊属于西方文明，但现代希腊并非古希腊文明的直接继承者。再如中东，他们曾属于巴比伦王国和亚述帝国，但现在那片土地上的现代国家没有传承下完整的文化体系。中国则不同，在中国，人们能看到古今一致的文字体系不断发展，文化传统依然以某种形式存在。文明的连续，这是中国的奇妙之处。正是因此，如前所述，我既研究传统中国，也研究当代中国社会。

 

【受访者简介】

　　白佩兰(Flora Botton Beja)，汉学家，墨西哥学院亚非研究中心教授。白佩兰学术成果丰硕，长期从事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问题研究，为墨西哥汉学研究培养大批中坚力量，堪称伊比利亚美洲传统汉学创始人和领军人物。她译介中国儒学经典，著有《中国简史》和《儒学简史》， 并对中国现当代文学趋势进行研究分析。其研究成果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墨西哥民众，特别是西语界读者“中国观”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