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兰花奖 | 西班牙汉学家雷林科：我为何要致力中西古典戏剧碰出火花？

       编者按：

　　首届兰花奖获奖名单9月8日在北京揭晓。该奖项涵盖“大文化”领域，由中国外文局发起设立，以成就贡献和国际影响力为主要评选标准，产生终身荣誉奖1名、杰出成就奖3名、友好使者奖6名。

　　中新社“东西问”专栏特推出系列策划，独家专访10位获奖者，分享真知灼见，讲述其促进中外文化交流、文明互鉴的经历与故事。9月8日起，一日一篇，敬请垂注。

　　中新社北京9月15日电 题：我为何要致力中西古典戏剧碰出火花？

　　——专访西班牙汉学家雷林科

　　中新社记者 孙艳艳

　　从1976年开始，西班牙知名汉学家、翻译家雷林科女士(Alicia Relinque)的汉学研究生涯至今已47年。她致力于翻译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专著、小说及元明两代戏剧作品，译有《文心雕龙》《金瓶梅》《西厢记》《牡丹亭》《赵氏孤儿》等，还将中国近代翻译家林纾、陈家麟的《堂吉诃德》中译本《魔侠传》回译成西班牙语，开辟“中译再西译”的先河，在西班牙文学翻译界引起很大反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8年在西班牙媒体发表的署名文章提到，“雷林科等当代西班牙汉学家笔耕不辍”，充分肯定她为增进中西文化交流作出的贡献。本月8日，首届兰花奖颁奖典礼在北京举行，她获得“友好使者奖”。

　　向当代世界读者介绍中国古典文学有何意义？中西戏剧在历史上有哪些碰撞？这对今天的东西方文化交流有何启示？向西班牙语读者回译中译本《堂吉诃德》有何价值？雷林科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分享了她的理解和思考。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你从1976年开始学习汉语，当时因何与中国和汉语结缘？

　　雷林科：当我还是个孩子时，我就喜欢学习其他语言。高中时，我最喜爱的一位文学老师在20世纪70年代曾造访中国，回来后对中国大加赞赏，花了整整一节课来谈论中国的人和风景。从那时起，我对中国产生兴趣，并决定去了解这个国家。且汉语和西班牙语是如此不同，再加上我当时对华人功夫明星李小龙的热爱，这些决定了我的选择。

　　中新社记者：你为何将汉学研究的重点放在文言文上，选择翻译中国古典文学理论著作和小说？这些作品对很多当代中国人来说都很难理解。

　　雷林科：这并不是我从一开始就有意为之。在马德里时，我的中文老师冯竹梅(Feng Zhumei，音译)给我们展示了一首唐诗，虽然我现在已不记得具体是哪首，但我记得它描述了一幅山景，我不像是在“读”诗，而是沉浸在其中，更像在欣赏一幅画。后来我才知道，这就是王维的诗，苏轼评价为“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这让我爱上了唐诗。

　　但在当时，几乎没有关于中国古代诗歌的译本。既然我周围的人都不知道这么美的诗，我决定研究、翻译、分享。之后我在巴黎学习时，遇到了一些优秀的古典文学老师，让我确认了自己的决定。当我获得北京大学的奖学金，并前往中国留学后，专门研究文言文就再没有疑虑。

　　据我所知，不仅在中国，在现代几乎所有国家，古典世界都几乎被遗忘了。但我相信，了解过去对人类至关重要。西班牙著名哲学家乔治·桑塔亚纳说过：“进步远非存在于改变之中，而在于记忆的能力……如果像原始人那样记不住自己的经历，就永远无法获得成长。忘记过去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辙。”

　　如果这还无法说服新一代将目光转向过去，我建议人们也读读科幻文学。科幻文学中构建的许多未来故事，很多也是以过去为蓝本，比如神话故事。阅读古典文学作品的体验，就像很多科幻故事一样，给我们带来“时间旅行”般的感觉。

　　任何了解中文和中国文学的人都知道，中国古典文学提供了他想知道的一切，既有历史、哲学、语言知识，也有爱情故事、神话故事、鬼怪志异、士兵或旅行者的冒险故事等娱乐内容。中国古代文学雅俗共赏，能巧妙地运用智慧、幽默、讽刺等，形成独特的韵味。我每天都能从中国古典文学中发现、学习新事物，且乐在其中。

　　中新社记者：在“中国古典四大名剧”中，你翻译了其中的《西厢记》和《牡丹亭》，为何选择将它们翻译给西班牙语读者？

　　雷林科：关于《西厢记》，我当时被邀请翻译一部中国古典小说或者戏剧。长篇小说非常耗时，所以我把注意力放在戏剧上，而《西厢记》是中国戏剧发展早期最有代表性、最完整的作品之一。

　　《牡丹亭》在2016年翻译出版，当时是被誉为“东方莎士比亚”的明代戏曲家汤显祖逝世400周年，而莎士比亚和西班牙小说家、剧作家塞万提斯也是同年逝世。当我读到这部作品时，立刻就被吸引，因为当时我虽对《牡丹亭》有碎片化了解，但未进行深入研究，我也对其中反映的明后期社会变化很感兴趣。无论从文学角度，还是从理解当时社会的角度，《牡丹亭》毫无疑问都是一部杰作。

　　另外，我当时还刚翻译完体裁风格完全不同的《金瓶梅》，我想看在同一时期，两种不同的体裁是如何表达爱情的。

　　中新社记者：西班牙戏剧有700多年的历史，中国古典戏剧从宋元时期算起，也有800多年历史。东西方的戏剧文化交流起源于何时？这种交流对中国戏剧和西班牙戏剧的发展有什么影响？

　　雷林科：现在有一种说法是“清代前中期中国戏剧在欧洲流行”，我认为这是不准确的。第一部被译成欧洲语言的中国戏剧是元代戏曲作家纪君祥的《赵氏孤儿》，由耶稣会信徒马若瑟翻译成法语，在1735年出版。然而这只是因为《赵氏孤儿》的情节让人想起《圣经》中的一个故事。后来又有几位作家，以这部作品中部分情节为基础，创作了其他戏剧，其中最著名的是伏尔泰的《中国孤儿》。但这些仍是纯粹的西方戏剧，只是以东方为背景增加异国情调，与中国戏剧截然不同。

　　我认为，直到20世纪初，东亚戏剧形式才真正为西方所知，才能说中国戏剧和西方戏剧之间互有“影响”。当时，来自东亚的戏剧形式以及一些表演者——如梅兰芳——才开始为西方所知，并为西方戏剧提供灵感。贝托尔特·布莱希特和安托南·阿尔托是两位决定性地改变了现代西方戏剧的戏剧家和戏剧理论家，他们都借鉴了中国戏曲。

　　当时中国戏剧也被西方现代戏剧的新形式所改变，比如结合了“第四堵墙”的表演惯例以及随之而来的现实主义。“五四运动”时期如茅盾和老舍的戏剧作品就是很好的例子。

　　在这种互相对照的碰撞中，遥远形式的相遇产生新的事物。只有通过思想碰撞、看待世界方式的交流，才会诞生新事物，才会让我们都变得更好。

　　中新社记者：你将中国近代翻译家林纾、陈家麟在1922年翻译的《堂吉诃德》中译本《魔侠传》回译成西班牙语。这种另辟蹊径的方式有何意义？

　　雷林科：2016年，北京塞万提斯学院院长易玛·孔萨雷斯·布依建议我把《魔侠传》翻译成西班牙语。而当时我并不熟悉这本书，我以为这个译本会像《赵氏孤儿》西译本一样，与原作情节完全不同。令我惊讶的是，尽管书名具有中国特色，但译本相当忠实于塞万提斯的原作《堂吉诃德》。

　　我发现，林纾的译本提供了阅读塞万提斯作品的一个新视角，也有助于强化对堂吉诃德原著的记忆，同时对理解译者使用的一些资源也颇有益处。总之，我认为这是一本非常有趣的读物。

　　一位西班牙读者告诉我，他认为林纾的译本比原著更有趣。我在翻译过程中“痛并快乐着”，对林纾的崇拜之情更甚。在我看来，时下一些对林纾译本的严厉批评完全没有道理，因为他成功抓住了小说的本质，赋予主角堂吉诃德更多尊严，同时向读者展示了堂吉诃德最浪漫的一面。

　　中新社记者：以你的经历和观察，近几年西语人群对中国文学作品的接受度与此前有何不同？兴趣点在哪里？

　　雷林科：在西班牙，过去15年里，人们对中国文化的了解以及对整个中国的了解，都增加了很多。这与孔子学院的开设、尤其近年来中国文学界人才辈出有很大关系，如科幻作家刘慈欣、夏笳，西班牙人对其作品耳熟能详。中国文学的传播不在于“中国”，而在于“文学”这种形式，它可以是中国的、美国的、英国的，也可以是其翻译版本。此外，人们对中国文化的了解还得益于漫画和电子游戏的发展，其中兼具文学角色的历史人物，如刘备、曹操或诸葛亮，已开始被年轻人认识，他们对这些人物的冒险经历产生兴趣。看到这些游戏和新工具帮助人们更接近历史，进而帮助人们理解未来，是很有趣的体验。

　　不过，西班牙人对中国文化的了解还远远不够，一些难以消除的偏见仍然存在。尽管如此，我认为我们正在一点一点地进步。
 

·受访者简介·

　　雷林科(Alicia Relinque)，翻译家，西班牙格拉纳达大学哲学语言系教授。

　　雷林科钻研中国古代文学，笔耕不辍，长期致力于翻译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专著、小说，以及元、明代戏剧家的作品，将《窦娥冤》《西厢记》《牡丹亭》《赵氏孤儿》等中国古典戏剧作品翻译成西班牙语，为增进中西文化交流作出积极贡献。她将中国翻译家林纾的《堂吉诃德》中译本《魔侠传》回译成西班牙语，开辟了“中译再西译”的先河，在西班牙文学翻译界引起很大反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