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人物丨陈孔立：台湾研究“南派泰斗”

       中新社厦门3月25日电 题：陈孔立：台湾研究“南派泰斗”

　　中新社记者 杨伏山

　　台湾问题从哪来？台湾与大陆之间有何历史渊源？这是一个认知台湾的命题，也是一个读懂中国的命题。

　　陈孔立，则为人们打开了一扇了解台湾的窗口。这位台湾研究“南派泰斗”，日前接受了中新社“东西问”专访。

　　“陈氏定理”的由来

　　1948年，陈孔立考入南京中央大学历史系，后因战乱，转入厦门大学历史系。1952年毕业后，他留在厦门大学历史系任教，长期从事台湾政治与两岸关系、台湾历史研究，在大陆学界享有台湾研究“南派泰斗”美誉。

　　从1962年开始涉足台湾研究至今，陈孔立已在大陆涉台研究领域辛勤耕耘逾六十载。而他所在的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即今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在大陆涉台研究领域可谓独树一帜。1987年开始，陈孔立担任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所长，被誉为厦门大学台湾研究的主要奠基人之一。

图为陈孔立。受访者供图
 

　　早期，陈孔立主要从事台湾历史研究，1990年出版《清代台湾移民社会研究》，1996年主编《台湾历史纲要》。后来，他重点研究台湾政治与两岸关系，曾出版《台湾学导论》《走近两岸》等书，2021年出版《台湾民意与群体认同》《心系两岸》《台湾史事解读》《两岸的文化认同》等作品集。

　　其中，《台湾历史纲要》可谓集台湾研究成果之大成，是大陆学者撰写的第一部纵贯古今的台湾通史。该书内容涉及台湾移民、政治、经济、文化、外贸等方方面面，时间维度从远古横跨至1988年，把台湾地方史放在中国历史长河中加以观察，精细勾勒出台湾历史发展的来龙去脉。

　　在《清代台湾移民社会研究》中，陈孔立提出“大约在1860年前后，台湾从移民社会过渡到定居社会”的学术论断。全国台湾研究会会长汪毅夫称这一论断为台湾史研究的“陈氏定理”。汪毅夫认为，陈孔立这一学术观点，“在书中征引详备、论证周延”，不仅在台湾史研究中有多重证据可资证明，也可用于解释台湾史研究中的多种问题。

　　正是运用“陈氏定理”，汪毅夫在自己的专著中解释了台湾地方文献里一些记载前后不一的问题。而在查考台湾械斗史料时，汪毅夫发现史实又可证明“陈氏定理”。

　　谈及《清代台湾移民社会研究》的撰写初衷，陈孔立说，他在与台湾学术交流过程中，发现对“台湾是一个移民社会”这一观点时有争论，一方说“移民到台湾之后，越来越本土化，与大陆分离了”，而另一方说“台湾移民越来越大陆化，越来越和大陆社会一样了”。

　　陈孔立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有片面性，台湾的移民社会是双向型的，既有越来越本土化，也有越来越大陆化。

　　《清代台湾移民社会研究》出版后，成为研究台湾的必读入门书目。台湾学界也认为，在历史研究方面，还需要有大陆学者加入。因此，在台湾一些大学里，该书也是历史学科学习的必读书目。

　　台湾研究的先行者

　　1987年至1994年期间，陈孔立担任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所长，亦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史研究中心副理事长，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学术委员、重大理论创新平台首席专家。而今，他是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在陈孔立心目中，他的老师傅衣凌教授堪称厦门大学研究台湾历史的开拓者。他回忆道，1962年，厦门召开纪念郑成功收复台湾300周年纪念会，同时举办学术研讨会。会后，作为学术研讨会的组织者，傅衣凌让他写会议综述，在《文汇报》上发表。

　　“这可以说是我研究台湾的开始”，陈孔立说，从那以后，他就开始研究郑成功、研究台湾史，他写的《郑成功收复台湾战争的分析》收入1965年出版的《郑成功研究论文集》。

　　陈孔立说，研讨会之后，傅衣凌教授引领大家继续研究台湾历史。当时，台湾陆续出版《台湾文献丛刊》309种，傅衣凌教授买到了其中的208种，“厦门大学历史系一些老师就靠这个开始研究台湾”。

　　陈孔立研究台湾问题，最初专注台湾历史研究。厦门大学台湾研究也从历史开始。而大陆改革开放之后，台湾学界人士“登陆”交流，多谈政治少谈历史。于是，搞历史出身的陈孔立，也将研究重心转到台湾政治和两岸关系。《心系两岸》《台湾民意与群体认同》《两岸的文化认同》等，就是他这方面研究的“最满意的专著”。

　　在参与的两岸学术交流中，给陈孔立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有两次。一次是1986年在美国芝加哥举办的一个台湾问题国际研讨会，陈孔立与另一名教授受邀参会。会上，陈孔立首次直接接触台湾学者，展开面对面的学术讨论甚至是争论。而此前，台湾学者来不了大陆，大陆学者也去不了台湾。

　　陈孔立说，他对这次研讨会印象非常深刻，不仅因为两岸学者第一次直接见面研讨，而且认识到学术讨论就是要有争论，要敢于提出问题，敢于针锋相对。

　　第二次是1988年1月，台湾的“台湾史研究会”王晓波教授发函邀请大陆学者前去参会。当时，还没有大陆学者赴台参会的先例，陈孔立辗转到香港，被告知未在香港居住5年以上，不符合申请条件，办不了赴台手续。他只好在香港将论文传真到台湾，由他人在会上代为宣读。台湾媒体以《陈孔立文到人不到，台海学术首开交流》为题，对此进行了报道。

　　1992年，陈孔立应台湾东吴大学之邀，第一次赴台参加学术研讨会。在与台湾学界、政界人士接触时，他发现双方有很多看法、观点都不一样。这使得他回来后开始注重研究台湾民众对两岸议题的真实想法和心态，并撰写了很多相关文章，让大陆民众了解台湾同胞的想法为什么不一样。

1987年台湾自立晚报记者李永得、徐璐前来采访陈孔立。受访者供图

　　两岸关系发展的践行者

　　作为大陆涉台研究领域的学术领军人物之一，陈孔立在繁忙学术研究之余，积极参与、推动两岸关系发展。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副会长孙亚夫曾盛赞陈孔立是“推动两岸关系发展的实践者”和“推动两岸学术交流的开拓者”。

　　身为第一届海峡两岸关系协会理事、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陈孔立曾一次次为两岸关系发展建言献策，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方面面。

　　2006年4月19日，时任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获厦门大学授予法学名誉博士学位，这是大陆首次授予台湾人士名誉博士学位。而授予连战名誉博士学位的推荐人之一正是陈孔立。

　　“维护两岸和平稳定、推动两岸交流合作、增进两岸相互了解、谋求两岸共同利益”，就是陈孔立对连战的推荐语。陈孔立说，他本人与连战并没有打过交道，之所以与其他四位政界、学界知名人士联袂推荐，主要是因为连战对两岸关系发展有特殊贡献。

　　扎实的涉台研究，使得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机构多次准确预测台湾选举，而引起两岸有关方面的瞩目。陈孔立认为，厦门大学对台湾选举结果的预测，不同于其它研究机构偏重于宏观预测，更多是运用微观预测方法，注重具体数据的掌握，“把具体的数字搞出来，把百分比搞出来”。

　　陈孔立十分注重对台湾民意的研究。在已出版的众多专著中，他自己最满意的除了早期侧重于历史研究的《清代台湾移民社会研究》之外，就是2013年出版的《台湾民意与群体认同》。他说，该书是比较前瞻性的研究，“将来两岸走向认同的时候，可能有参考价值”。

　　在陈孔立看来，认同问题是两岸关系的核心问题。两岸关系要解决问题，要吸纳两岸民意，走到认同。因而，他集中研究认同问题，通过比较全面的考察，提出一个论点：两岸认同是双管双向的互动模式。

　　1999年，在泰国与台湾同胞座谈时，一位台商对陈孔立说，你们要和平统一，就应该把和平统一对台湾有什么好处讲清楚，对台湾人有什么好处讲清楚。此后，陈孔立开始酝酿、思考这一问题，在不断积累之后认为“不能只讲对台湾有好处，还要讲对大陆有什么好处，大家都有好处才行”。于是，他写了《和平统一的十大好处》一文，在两岸产生很大反响。

1992年陈孔立访问台湾，在桃园机场接受媒体采访。受访者供图
 

　　一生堪以告慰的四件事

　　2001年，《和平统一的十大好处》获得全国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陈孔立说，这“在我生命中是很重要的一点，因为我的劳动得到中央的肯定”。

　　在陈孔立眼里，他一生堪以告慰的有四件事，另三件是：2009年获评全国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荣誉称号；2011年获得厦门经济特区建设30周年“杰出建设者”荣誉；2015年获厦门大学颁予“南强杰出贡献奖”。

　　1941年陈孔立还是小学生时就住在厦门大学(长汀)，1952年从厦门大学历史系毕业后留校工作至今，一直生活、学习、工作在厦门大学。他说，一家四代人在厦门大学(陈父是当时厦门大学图书馆主任，儿子、孙子都是厦门大学老师)，厦门大学就是他的家。

　　长期在厦门大学学习、工作，对陈孔立研究台湾问题不无影响。曾任厦门大学校友总会会长7年的陈孔立说，福建很多人都与台湾有关系，而且1945年以后的厦门大学毕业生，去台湾的近500人，他大都认识，彼此都很亲切。

　　“厦门比较开放，接近台湾。两岸交流开启以后，厦门比较早就跟台湾学界、政界人士接触，这些都对我们研究台湾产生重要影响。”陈孔立说。

　　虽已年逾九旬，陈孔立依然精神矍铄，思维敏捷。对于外界将其称为大陆涉台决策重要智库专家，他说：“我从来不敢称自己为智库专家，我只是立足于学术研究，把对台湾的了解以及了解台湾之后的看法、见解写出来，希望我的研究对决策有一定的参考价值。”